文化部


文化部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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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指导下，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许多艺术表演团体在改革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文化部于去年九月份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
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文艺发〔1993〕44号），对全国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个文件总结了近几年改革的经验，正确分析了我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现状和困难，明确提出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并就艺术表演团体的总体布局、领导管理体制、人
事制度、工资制度、财务管理、演出管理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意见。现就1994年继续贯彻《通知》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以及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机制
目前，国有艺术表演团体普遍面临的困难是难以在文化市场中发挥主力军和主导作用，因此，文化部在《通知》中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符合艺术自身规律的社会主义文化实体；确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
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实行各类院团多轨并存，保护国家重点，放开社会办团，逐步建立艺术人员合理流动的新陈代谢机制。实现这个改革目标，才能保证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不断增强自身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保证艺术表演团体在良性循
环的轨道上迅速发展。
国有艺术表演团体转换机制要在这样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即：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大量的艺术表演团体将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同时
，在改革中要努力探索建立一种能够使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充满活力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运行机制，这是改革当中要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不建立起这种良性机制，单纯考虑增加收入，钱少可以吃“大锅饭”，钱多也可以吃“大锅饭”，而且吃起这种“大锅饭”来问题就更难解决。所以一
定要通过体制改革，把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的运行机制从目前缺乏活力、缺乏生命力变为充满活力和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
国有艺术表演团体转换机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基本精神，树立市场观念，把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要加强
文化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艺术表演团体自身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制定切实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保证转轨工作的顺利进行。
进行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的转轨变型，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要以是否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是否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出效益，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准。在实际工作中
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提倡大胆探索、敢于实践的开创精神，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转变观念，勇于探索，以改革精神指导具体工作，敢于迈大步，敢于创新路。
（二）采取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工作态度，在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符合当地情况的具体方案，特别是在人员分流、资金投入等问题上要分阶段、有步骤地实施，切忌一哄而起和急躁冒进的做法，要进行认真的改革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
（三）要重视法制建设，在转轨过程中要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保证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特别是要重视各种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要加强社会化管理，在充分调研、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解决好艺术表演团体法人地位的问题，以保证其在市场中独立行使法人的职权，履行法人的义务。


（四）要加强文化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实事求是地调整艺术表演团体布局，尊重各地实际情况，不搞一刀切，该保护的要坚决保护，该放开的一定要放开。特别是对于社会化管理的艺术表演团体，要给予平等竞争的条件，在创作、演出、奖励等方面要一视同仁，充分发挥其应有
的社会作用。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为艺术表演团体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五）在艺术表演团体的转换机制过程中，还要注意国有资产的流失和变相流失问题，要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保护国有资产，坚决堵住和打击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有资产的不法行为。
二、在抓繁荣出精品的实践中，推动艺术表演团体内部机制的改革
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出人出戏出效益，促进社会主义艺术事业的繁荣。能否推出优秀的、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艺术作品和人才，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从繁荣社会主义事业这个根本目的出发，才能保证改革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真正促进改革的不断加快和深化
。
（一）尊重出精品的艺术规律，以改革精神合理调整资金投入。出精品，是艺术创作和艺术表演团体的最高追求目标，出精品必须具有相应的各种条件，一方面文化主管部门要树立精品意识，坚定不移地抓精品，对于基础很好、潜力很大的剧目要予以特殊政策，改变以往没有重点的“
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投入方式，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要敢于照顾，敢于下本钱，花力气；另一方面艺术表演团体要弘扬主旋律，重视主旋律作品的创作，重视雅俗共赏、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的创作。在二度创作上要大胆发现和使用人才，让最优秀的艺术人才投入到重点优秀剧目的生产
中去。
（二）适应艺术生产特点，改革人员流动机制。艺术表演团体普遍面临的难题是人浮于事，人员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进行人员分离和优化组合要根据艺术生产的需要，进行定编定岗，可以先在剧组中实行合同聘任制，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活动，将演出实体分离出来。实行这种办
法，能够逐渐地、有效地确立演职人员在剧团中的地位和作用，树立起演多与演少，演好与演不好的区别意识。另外，可将“考试制”与聘任制结合起来，根据剧目和角色要求，实行考试制度，在艺术人员中间形成一种合理的竞争机制。
（三）重视艺术人才自身特点，建立新型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艺术创作是一种复杂劳动，艺术人员也具备不同于其它行业人员的特质，其劳动成份和表演形式带有极强的个体劳动和个人气质特点，因此要尊重艺术家的劳动，尊重创作上的自由与选择，同时，对于精品，要给予高稿酬
，实行重奖。对于优秀的演职人员要大胆提高工资待遇，使其在艺术高峰期得到相应的高报酬。
（四）实行演出补贴制度，激活艺术演出机制。演出是艺术表演团体生存的标志，艺术表演团体一般进行的主要是剧场艺术的生产，只有演出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文化主管部门要对艺术表演团体的演出予以特别重视，实行保护政策，改变过去的拨款模式，实行演出补贴制度，
激励艺术表演团体多演、演好，保证艺术表演团体的基本演出数量和质量，逐步形成良性循环的演出机制，为繁荣演出市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改革评奖方式方法，激励艺术生产。评奖是对艺术生产水平衡量和检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也是促进艺术创作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手段。同时，评奖对于提高艺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于艺术作品的宣传和导向，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进行艺术表演团体改革过程中，
要重视评奖，一方面提高奖励标准，使奖励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避免评得过多、过滥现象。文化部即将出台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的管理规定，对于评奖实行归口管理。还将修改《文华奖评奖办法》，使这个专业艺术的政府大奖越评越好，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希望各地文化
主管部门也重视改革评奖办法的工作。
（六）实行考评制度，提高艺术表演团体综合艺术水平。考评制度对于艺术表演团体也是一种激励机制，通过考评，确定重点剧团，在经费投入、创作力量投入等方面予以扶持，使其在自我奋斗前提下，引起社会和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对其进一步发展有着巨大作用。因此，今年将积
极筹备全国艺术表演团体考评工作，抓好试点，力争尽快推广实行。有条件的省市可试行考评制度。
通过以上措施，紧紧围绕艺术生产和繁荣，加速进行艺术表演团体的各项内部机制的改革，使艺术团体形成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这应成为今年的一项重要改革工作。
三、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依法管理艺术表演团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依法管理是市场机制对艺术表演团体提出的要求，否则艺术表演团体难以在文化市场中得到保护与支持，也难以行使正常的法律权利，因此加速法制建设，是艺术表演团改革的重要工作。
从目前情况看，艺术表演团体急需加强法制管理，特别是适应市场体制的法规、制度亟须制定，在演出、创作、管理等多方面都需做大量的法制规范工作。今年文化部将着手制定下面几个法规文件：
（一）制定《关于社会办团的管理规定》。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的转换机制和大量社会办团的出现给艺术表演团体的管理带来了许多新课题，制定这个规定，将对社会化艺术表演团体在政策上加强管理，既对之行使有效的管理，又使之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在文化市场中遵纪守法
，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个规定将对社会办团中的各种问题提出法规依据，制定出相应的管理措施。
（二）制定《关于艺术表演团体演职人员实行聘任合同制的暂行办法》。制定这个文件，是为了推动艺术表演团体人事制度改革，建立起新陈代谢、良性循环的人员流动机制，促进艺术表演团体人事制度改革的规范化发展。该文件将包括流动方式、聘任条件、合同文本等内容。
（三）制定《演出法》。这是1993年的调查论证项目。中央1992年9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尽快制定《演出法》。演出是艺术表演团体的根本性工作，制定《演出法》，一方面要对专业艺术的演出，特别是高雅艺术的演出进行保护和扶持，大力提倡高雅艺术的演出，予以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要放开搞活，提倡多种形式的演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不同层次的群众文化需求，加强对演出市场的总体规范，保证演出市场丰富多采，健康向上。
（四）修订《剧场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已实行多年，许多条款已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市场体制的要求，需要认真修改。通过这个条例的修订，加强对剧场的管理，调整剧团与剧场的双向选择关系和分配制度，保证高雅艺术的演出阵地，同时以剧场演出为龙头，实施对艺术表演团体演出
机制的改革。
在这些文件基础上，还将调查论证艺术表演团体的宏观法规《艺术表演团体管理条例》，争取能在两、三年内出台。
加快进行艺术表演团体的立法立规工作，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各地要积极主动地行使地方立法权，从实际出发，重视制定地方法规。
在高度重视法规文件制定的同时，要重视以法办团，以法管团的工作，在艺术表演团体中树立法制观念，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完善各种内部规章制度，使艺术表演团体各项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四、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是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重要保证
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特别是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转轨过程中，党的领导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艺术表演团体实行多轨并存、多种体制的格局，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困难，如：如何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辩证地统一起
来；如何为群众创作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剧节目，反对低级趣味的演出；如何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实行人员的重新组合与分配的激励机制，会触及许多个人利益，等等，都将会成为艺术表演团体中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
越是情况复杂，越是改革开放，就越要加强党的领导。
各类艺术表演团体都要按照党章规定，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党组织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形势的要求，根据不同管理体制，不同所有制形式，探索党组织的工作方法，积极主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同时，艺术表演团体中的党组织要积极开展工作，坚持正常的组织生活，密
切联系群众，团结群众，注意不断吸收优秀人员参加到党组织中来，不断发展组织，壮大党的队伍。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艺术表演团体中的党员要严格要求自己，决不能混同于一般的群众，要自觉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宣传党的思想、路线，同时每时每刻不要忘记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在改革触及到个人利益时，党员要以身作则，顾全大局，要树立无私奉献和敬业的精神，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发扬光大。要敢于向放弃党的原则及一切不符合改革精神，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行为作斗争。
艺术表演团体还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保证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顺利进行，调动广大演职人员投身改革的积极性，推动艺术事业发展的需要。特别在当前形势下，各种错误思潮及拜金主义的泛滥，极大影响着艺术工作者的思想，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要带头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领会和贯彻中央有关精神，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和艺术建设，党组织要采取各种不同方式，坚持党的一贯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把广大文艺工作者紧紧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经过1993年一年的认真调研、积极探索，为今年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年是改革关键的一年，也是应该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各地要按照《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的基本精神，真抓实干，制订出各项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
，努力把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文化部也将根据文件精神，把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继续作为工作重点，并计划召开全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推广经验，学习先进，互相切磋，互相借鉴，使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更大的进展。



1994年2月28日
律师工伤保险问题研究

吕为锟

2006年5月中旬，惊闻青岛市两名年轻律师在济青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身亡，悲痛和惋惜之余，我自禁地想起律师工伤保险问题。律师因在上下班或者出差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伤亡是否为工伤？律师是否能够享受工伤社会保险待遇？因现行律师管理体制造成律师事务所的定位不明，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所保护的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律师难以受到该条例的保护，不能享受工伤社会保险待遇，成为全国律师共同的悲哀。研究和解决律师工伤保险问题，对于完善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建立科学律师管理体制，均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一、国家工伤保险制度和律师工伤保险问题

1995年1月1日实施的《劳动法》第七十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第七十三条又规定，劳动者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1996年，原劳动部根据《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发布《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3年4月27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第375号国务院令，公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并规定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的适用范围扩大，覆盖了各类社会组织，包括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等，为各类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依法享受工伤社会保险待遇提供了法律依据。

国办、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均是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它与由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企业单位不相同，与由人事编制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事业单位不相同，与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也不相同，与国家机关更不相同，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所保护的任何五类社会组织，律师是否受《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目前，律师事务所普遍地没有交纳工伤保险费，律师发生工伤后不能从政府工伤保险管理机构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60条中规定“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发生工伤的律师是否可以向单位请求工伤保险待遇？众所周知，未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企业单位，其职工发生工伤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按照《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十九号）的有关规定处理。那么，未经人事编制部门登记的事业单位，未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是否应当认定为工伤？2004年7月中旬，我参加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青岛举办的劳动仲裁员资格培训班，取得劳动仲裁员资格，在学习《工伤》课间休息时，特地到讲台前向授课老师递纸条，请教上述问题。授课老师担任山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长，主管全省工伤保险工作。老师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暂不予受理。”律师受工伤申请工伤认定，劳动保障部门不予受理，意味着律师受工伤后不能被认定为工伤，律师不可能从单位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律师提出的工伤认定不予受理是否正确？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是认定工伤的前提，如果劳动者为童工或者用人单位为非法用人单位，因违法而不能形成劳动关系，不受法律保护，从而不能认定为工伤。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确认非法用人单位时，以未经法定登记机关注册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为标准，因国办律师事务所未经人事编制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事业法人登记证书，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未经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均取得司法行政部门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仅相当于行业经营许可证，与企业单位未经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一样，难以确认为合法用人单位，属于非法用人单位。目前，农民工发生工伤后申请工伤认定的，劳动保障部门一般地可以认定为工伤，他们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律师发生工伤后申请认定工伤的，劳动保障部门不予受理，律师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只能根据雇用或者合伙法律关系按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处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律师的法律地位比农民工的法律地位低，也说明现行律师管理体制存在毛病。

二、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的产生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组织可以划分为四类，即国家机关、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新生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企业单位被称为“民办企业单位”或者“合资企业”等，纳入了“企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工商行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利用非国有资金主办的事业单位，例如民办学校、民办医院和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等，没有被称为“民办事业单位”，纳入“事业单位”的范畴，统一由人事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因为许多学者认为，事业单位具有明显的“国有”的特征，前者加上“民办”二字，显然不合乎逻辑。这些新生经济组织对经济发展直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管理方面存在法律空白，相关行政部门自己批准，自己登记，自己管理，普遍地存在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的问题，不利于国家统计和宏观调控。

1996年8月28日，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将我国“民办事业单位”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6]22号），确立了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统一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简称“中央统一登记精神”。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总理朱?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颁布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确界定社会团体指“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第2条）。同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颁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明确界定民办非企业单位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第2条）。与此同时，民政部原社会团体管理司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地方民政部门也新设或者将社会团体管理部门改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管理办”、“民间组织管理股”。民政部门在开展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工作时，许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不配合，登记管理工作遇到许多困难。1999年，“法轮功”邪教组织暗地自己登记，频繁制造事端，社会稳定受到极大影响，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岌待加强。1999年11月1日中办、国办又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办发[1999]34号）。11月23日国务院召开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会议。11月25日文化部发出《文化部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紧急通知》。12月28日民政部长多吉才让发布《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民政部第18号令)，规定举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应按照下列所属行（事）业申请登记：（一）教育事业；（二）卫生事业；（三）文化事业；（四）科技事业；（五）体育事业；（六）劳动事业；（七）民政事业；（八）社会中介服务业；（九）法律服务业；（十）其它（第4条）。民政部在发布《办法》的同时，决定从2000年初至2001年底用两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地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复查登记工作, 揭开了我国70多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复查登记管理工作的序幕。复查登记工作开展后，多数部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政策、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指导本行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了民政登记，但司法部除外。2000年6月7日司法部副部长段正坤签发《司法部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司复［2000］4号)，“上海市司法局：你局《关于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否进行民政登记的请示》（沪司发请〔２０００〕５７号）收悉。经研究认为，律师事务所是依据《律师法》及《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设立的律师执业机构，律师事务所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后依法成立，不应再进行民政、工商等形式的登记。”从此，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没有按照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成为全国罕见的“定位不明”社会组织。

三、律师事务所定位考查报告

关于律师事务所的定位问题，律师界争论了多年，至今没有定论。许多律师主张“中介组织说”。根据《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有关规定，国办、合作和合伙律师事务所均属于“中介组织”。中介组织有多种组织形式，有的由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属于企业单位，有的由人事编制部门登记，属于事业单位，还有的由民政部门登记，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由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的中介组织，属于哪一个类社会组织？“中介组织说”提示了律师事务所具有中介作用，没有从组织形式上揭示国办律师事务所和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分别属于哪一类社会组织，无法解决定位问题。

2001年夏天，我曾以法学会员和律师双重身份来到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进行调研，有一位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到底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应当在哪一个部门进行登记？”科长答：“根据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门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唯一法定登记管理机关，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无权登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是典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登记。”“难道司法行政部门没有登记管理权吗？”我一边争辩一边把司法部制定的《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和《关于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的批复》复印件拿出来，让科长看。科长不屑一顾，说：“司法行政部门是民办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但不是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与登记管理是两码事，你们当律师的人一听就明白，还用问吗？”我的脸红了起来，没有一点儿争辩的勇气，象学生请教老师一样询问如何申请登记。科长详细介绍了进行民政登记的条件和程序，与企业单位进行工商登记相类似，但必须具有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审批文件，否则不予登记。科长强调说：“如果民办非企业单位不来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它在税收、劳动保障等方面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优惠待遇，迟早有一天，非来进行登记不可。咱市有的律师事务所已经注册登记了，尚未登记的，请赶快前来登记。”我听了这话后感到非常意外，脱口而问：“是吗？不可能吧！哪一家登记了？”我请求看看登记档案，眼见为实。科长欣然同意，从档案橱中抱出几个档案盒放在我的面前，里面均有由东港区司法局盖公章的审批文件。原来，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民办律师事务所和民办法律服务所全部进行了注册登记，均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被核准登记为 “（日照）山东××律师事务所”。科长办公桌上还放有一份《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表》，排列着市级有关行政部门名称及其联络员姓名、职务和电话等，其中日照市司法局联络员姓名边永生，职务为政策研究室主任。我特地来到日照市司法局政策研究室，直问边主任：“你是民间组织登记联络员吗？为什么不联络？”边主任认真地答：“市局指派我担任联络员后，我参加了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全市有关行政部门联络员会议，开展了一段时间的联络工作，后来省司法厅发来一个不准进行民政登记的文件，我根据市局领导的安排停止了联络工作。”他从文件档案中找出《山东省司法厅关于转发的通知》（鲁司发通［2000］67号）。我又特地拜访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律师管理科长刘忠贤，问：“全国各地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为什么你们登记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同民办学校、民办医院一样，只有经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才算依法成立。”刘忠贤科长兴致勃勃地说：“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收费受物价部门限制，税务部门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理的，我区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民政登记后，仅凭着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以非企业为由拒交企业所得税，非常有效，税务机关从此不再来征收了……”在全国各地各级司法行政干部中，象刘忠贤一样贯彻落实党的统一登记精神的人，廖若晨星。我国有成千上万个区县，只有极个别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律师行业出现混乱局面就不足为怪了。日照市东港区司法局主管的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全部在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并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营业执照，正确地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为解决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笔者在法人制度理论方面主张“法人五类说”。《民法通则》确立了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等四类法人的法律地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又确立了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法律地位，从理论上说，我国共有五类法人，简称“4+1=5”。根据这一理论，国办律师事务所属于事业单位，应当由人事编制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由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管理，司法行政部门是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主管单位，没有登记管理权。

四、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的必要性和方法论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施行前，司法行政部门对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进行登记管理是合理的，其他行政部门也是如此。民政部开展复查登记工作后，其他行政部门均不敢自己登记了，司法部以贯彻执行《律师法》为理由继续自己进行登记，理由是否充分呢？《律师法》第19条之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后设立，没有规定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如果《律师法》已明文许可司法行政部门进行登记，那么司法部没有作出批复的必要，司法部所作批复是对《律师法》作出的扩大意义解释，履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的法律解释权，实为部委增设行政许可，不是符合而是违背《律师法》。中办发[1996]22号文件明确规定“所有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必须依照有关法规办理登记手续和接受年检，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不登记或不接受年检”。中办发[1999]34号文件规定“除《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明确规定可以免予登记的社会团体以外，所有民间组织都必须依法由民政部门统一登记，其他任何部门无权登记、颁发证书”。司法部所作批复显然违背上述两份中央文件。《律师法》在先，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国务院条例和民政部办法均在后，前者与后三者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不是完全对立的。如果司法部在民政部开展复查登记期间贯彻落实后三者，要求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经省级以上司法行政部门审批设立后须经省级以上民政部门进行登记，那么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民间组织”大范畴，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凡是经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都是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的，凡是没有进行民政登记的，就是没有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是违法的。司法部规定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不进行民政登记，就象规定律师结婚不进行民政登记一样，十分荒唐，危害无穷，律师工伤保险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司法行政部门非法进行登记并非法进行年检，乘机收取巨额注册费（或会员费），每年给每一位律师造成数千元的经济损失。2004年6月16日司法部长张福森发布新的《合伙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0号），“有1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条件已具备了民办非企业法人条件，却不具备民办非企业法人资格，增加了合伙人的风险，“有3名以上合伙人”和“具有五年以上执业经历”等合伙条件远远高于民政部“二人以上”的规定，且不允许开办个体律师事务所，高筑起律师开办新所的障碍，以“规模”代替“规范”。我国律师执业环境呈现出“三高一低”特点，即“高障碍”、“高税费”、“高风险”和“低保障”。许多律师入不付出，不得不另谋职业，许多律师向当事人乱收费以维持收支平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自从2000年司法部依法规避中央统一登记精神以来，全国律师管理工作误入歧途，律师行业进入漫长的“冬季”，全国执业律师人数一直维持在11万多人，六年内几乎没有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不相适应。司法行政部门做了大量管理工作，对无权管的登记管理工作拒不移交民政部门，抓住不放，对有权管的业务管理工作交给律师协会，放下不抓，即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没有全力管，正如下列对联所描述，“千规范，万规范，无照经营不规范；旧拓展，新拓展，非法登记丢拓展。”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司法部先后三次发布《中国律师业发展政策报告》，均未承诺贯彻执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和国务院条例，仅用于掩盖律师管理政策偏差而已。因现行律师管理体制违背中央统一登记精神，违反了《律师法》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造成律师事务所定位不明，管理混乱，发展迟缓，所以它具有“三伪”特征，即“伪政治”、“伪法治”和“伪科学”。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规范和拓展法律服务业”，律师行业是法律服务业的主要主体，是法律服务业规范和拓展的重点。民政部早已将“法律服务业”列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第九类，敞着登记管理的大门。司法部只有贯彻落实中央统一登记精神、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废止《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定统一的《律师事务业务管理办法》，建立“各级司法行政部门业务管理与同级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相分离”的“两分离”一级管理体制，在业务管理范畴内建立“司法行政部门与律师协会管理相结合”的“两结合”二级管理体制，推动《律师法》修改，解决法律与政策、行政法规相冲突问题，合作、合伙律师事务所才能正确地定位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广大律师才能受到《工伤保险条例》的保护，法律服务业才能迎来规范和拓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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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吕为锟，男，1964年6月出生，参加高考、成人高考和自学考试先后分别毕业于临沂师专外语系、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和山东大学法律自学考试，1993年考取律师资格，1994年从事律师工作至今，现任山东名律律师事务所律师，擅长办理经济纠纷、人身伤害赔偿、劳动争议和刑事辩护等律师业务，在省级以上杂志上发表论文三篇、自传一篇，在互联网上发表论文多篇，坚持“用律师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学理论变革中国”的学术理念。2000年8月曾被中共日照市委、日照市人民政府授予“日照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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