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几点思考/杜心付
时间:2024-07-03 08:37:14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870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几点思考
杜心付
（郑州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 河南 郑州450052）
[摘要]目前，证人出庭作证难已经成为严重困扰我国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对证人的保护不力，证人的权利和义务不平衡，证人拒证的法律后果果不明确。而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正确打击犯罪活动，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加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对公正、合理、高效地审理案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建立健全和完善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制度、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制裁措施、对证人的保护制度，大力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和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 证人出庭作证 必要性 拒证 证人保护制度
一、 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必要性
证人出庭作证是认真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司法原则的重要形式，是正确定罪量刑和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证人证言作为直接证据，在揭露案件事实，查获犯罪分子，改变传统的庭审方式方面，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打击犯罪活动。证人能够向司法机关提供有关案情的真相，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各执一词的场合，证人出庭接受双方的询问质证，揭露案件事实，能够正确的认定事实，同时也有利于司法公正目标的实现。
其次，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同时， 《刑事诉讼法》第156条、157条都赋予了控审双方庭审质证权。证人出庭能够弥补证人书面证言中，由于询问人的业务素质和记录入知识水平的差异，造成的证言笔录在某些细节上，表述内容上难免出现的模棱两可的语言。这样，即使是证人说出表达不清的言语，也可以通过当庭审查、判断、核实，进而使其得以准确的理解。另外，证人出庭作证，还可以减少金钱、利益等因素的干扰和诱惑，增加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反之，如果证人不出庭作证，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控辩对抗，也就难保控辩的平衡和法律的执行。
第三、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增强案件审理的透明度。证人出庭，可以减少执法过程中的偏差，避免暗箱操作，减少了出伪证、假证、随意出证的可能性，可以有效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第四、证人出庭作证，有利于庭审方式的改革。证人出庭作证，使原来国家职权主义变成了控辩式的当事人主义，增大了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是庭审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证人不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庭审方式的改革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二、对现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目前，在现实执法过程中，严重存在着以书面证人证言代替证人出庭、证人不愿出庭甚至拒证的现象，致使控辩式的庭审难以实现，流于形式，有悖于立法的初衷。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证人不愿出庭作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 立法规定不明，相互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是，对于条款中的“作证”是出庭向法院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还是不出庭只是向司法人员提供证人证言，没有明确的的规定。同时《刑事诉讼法》157条又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第157条“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这就说明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既可以采取出庭作证，向法庭口头陈述自己所知道案情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不出庭作证，由司法人员将其证言制成笔录在法庭上宣读的方式。证人在可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容易造成不出庭作证的现象。另外，对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作证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法律并未作出规定。这样就产生了两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方面证人以为自己不出庭作证也符合法律的规定，遂不愿出庭作证，使法律的规定落空；另一方面，司法工作人员为了减少工作量和不必要的麻烦，会考虑优先采取宣读证人证言的简便易行的方式，而不会采取程序复杂、效率低下、易出意外证人出庭作证的方式。
（二）．证人拒证的法律后果不明确。《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有向司法机关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那么，单位拒证怎么办?个人拒不到庭如何处罚？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拒不履行作证义务缺乏强制性的规定，也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拒不出庭作证，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从某种角度上讲，这对证人不出庭作证起到了放纵作用。其实，这种没有责任作保障的义务是没有意义的。
（三）没有健全的证人及其家属的保护制度，使证人心有余悸。 《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由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没有专职的保护人员以及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对证人的保护只停留在事后保护、人身保护、宣言式保护范围内，忽视了对证人事前预防性及财产方面的保护，一旦证人及其家属遭到打击报复，造成损害，无论是追究刑事责任还是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对于证人及其家属来说，已经于事无补。这样，怎能调动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主动性呢?
（四）缺乏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造成证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平衡。证人出庭作证，必然会遭受一定的物质损失，特别是一些地处边远地区或离审判地点较远的证人，损失会更大。这些损失究竟由谁来承担，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操作实施比较困难，谁愿意管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五） 耻设厌讼的法律文化传统对证人影响。由于中国传统法制资源的缺乏，公民法律意识淡漠，作证意识不强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作证的义务。有的人虽然知道自己有作证的义务，但认为不作证也不犯法。因此，在接到人民法院出庭通知时，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即使被迫出庭作证，也只是无关痛痒地说几句，对关键事实或事情采取回避态度。有的证人存在着明哲保身的思想和传统。在有的地方，只要是上法庭，无论是作为证人还是其他诉讼参与人，肯定会被认为是“不清白”。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传统和生活习俗，严重阻碍了证人正常地出庭作证。
（六）、司法工作人员自身的素质问题。首先，由于司法工作人员还未完全从旧的庭审方式转变到新的庭审方式上来，对证人出庭作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做好证人出庭作证的基础工作。有的司法工作人员甚至担心证人出庭作证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化，使法庭难以控制，遂在实践中用宣读证人证言来代替证人自己出庭作证。其次，司法工作人员怀着怕麻烦、图省事的思想，特别是在证人较多的情况下，不但通知难度大，而且当庭审理也较难。这种思想往往是造成证人出庭作证率低的重要原因。最后，由于个别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低下，形象欠佳，使证人对所有司法工作人员抱有成见，持不信任和不合作态度，从而从行动上制约了证人出庭作证的可能性。
三、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再构造
证人出庭作证难已严重地困扰我国的刑事审判工作。证人出庭作证，不仅要从制度上加以完善，也要注重普通公民和司法人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切实保护国家、集体利益以及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实现刑事司法的目的。为此，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
（一）、在立法方面：
l、建立强制性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避免立法上的相互矛盾和冲突，打消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消极心理，为此，要对《刑事诉讼法》第47条严格遵守并坚决贯彻执行。对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形，要作出明确的规定。
2、借鉴国外的立法，建立健全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维护司法的权威。英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对应当到庭的证人发出传票，对拒不到庭者，可以逮捕或以藐视法庭罪给予处罚。另外，美国、法国、德国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因此，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规定证人拒不出庭作证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影响审判机关的正常活动，视其情节应给予相应的经济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
3、建立和完善对证人及其家属的保护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证人保护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对依法履行义务的证人及其家属的安全，应当提供法律保护的制度。对证人切实保护不仅关系到证人能否出庭，刑事诉讼能否正常进行，证人出庭制度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而且事关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为此，我们应该做到：
(1)、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保护，不仅体现在侦察、检察、审判的各个环节，而且应当包括事前提供必要的保护和事后对打击报复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两个方面，还必须以事前保护为主，做到事前认真保护，事中认真监督，事后严厉惩处。尽力消除证人出庭作证后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
（2）明确证人的保护范围，受到保护的证人范围应当是一切依法履行作证义务的证人，不论该证人是属于控方或是属于辩方。
（3）细化保护证人的具体内容，不但要突出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障，而且要将保护的涵盖面扩大到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4：必须规定证人因作证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补偿制度和奖励制度。对于履行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应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对因作证支出的费用和误工费给予经济补偿。明确规定出庭作证的补偿标准及实施办法，由专职部门进行管理和分配，这既是对证人的精神的鼓励，又能教育其他公民自觉履行作证的义务。同时，也应对积极作证的证人给予一定的荣誉和物质奖励，这样，既可以增加公民作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获取证据，提高办案的准确性和提高效率，尽快结案。
（二）、在司法方面：
1 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制意识。在这方面，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普法教育，通过新闻媒介的作用，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使公民真正认识到出庭作证是自己应尽义务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形成一种作证光荣、拒证可耻的社会风气，使每个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均以国家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为钱、权、势所动，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2 ．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证人的信任和配合。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法，严格执法，切实改变过去那种“官本位”的思想。询问证人时采取的态度、方式要适当，减少证人对司法机关抱有的严重抵触对立情绪和反感态度。正确地对待证人，尊重证人的自尊心，注意避免因个体形象不佳而致司法权威整体受损，最终抑制证人出庭协助查案的愿望。作为司法机关本身，还要切实提高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认识，侦察机关、检察机关也要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收集证人证言，对证人出庭作证不够重视的做法。
3、改变证人的传统观念，减少畏惧心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怕官的传统，所以证人对出庭作证不积极、不习惯。有的人虽然愿意出庭，但当听说到了法庭上还要接受公诉人、被害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人、辩护人及审判人员等多人的交叉询问，因而产生畏惧心理，不肯出庭，这就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一方面要认真向证人讲解庭审的全部程序，使证人在出庭之前打消一切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对同一案件的多个知情人，且言词证据相同时，要选择其中文化素质高，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人出庭，这样既可准确定案，又可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1、 《诉讼法理论与实践》(1997年卷)，陈光中主编，1998年9月第一版；
2、 《诉讼法学新探》陈光中，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
3、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崔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
4、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适用》周道鸾、张泗汉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6月；
5、 《刑事辩护论》熊秋红，法律出版杜，1998年7月；
6、 《刑事法律问题专题研究》刘宋芳、黄丁全主编，群众出版杜，1998年4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法律汇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7月；
8、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
9、 《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余叔通、谢朝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1月。
作者简介：
杜心付(1975— )男，河南新蔡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00级法律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律研究与实务工作。E-mail：happy@zzu.edu.cn 。
【案情回放】
汤甲的母亲汤乙系福建省厦门市A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取得了A村土地承包经营权。2004年，汤乙与张某结婚，户籍仍留在A村。2005年2月，汤甲出生，户籍亦随母亲登记在A村。2005年间，国家征用了A村部分土地，为此，该村制订了方案，向每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放征地补偿款4000元，亦向汤乙发放，但却拒绝支付汤甲补偿款。汤甲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A村村委会支付征地补偿款4000元。被告辩称，汤甲系在分配基准时间2004年11月19日之后出生，因此无权参与补偿款分配。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通过的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基准时间为项目征用某土地政府公告发布之日，即2004年11月19日，该约定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原告出生于基准时间之后，故无资格参与此次分配，遂于2010年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汤甲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汤甲出生后，随母亲汤乙将户口落户于A村。由于汤乙系A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视为汤甲原始取得A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村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规定从2004年11月19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止，凡嫁入、出生、抱养并落户的，给予分配；而汤甲出生于2005年2月25日，故其主张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而被告辩称汤甲属“外嫁女”的子女，不适用该条款，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汤甲获赔4000元。
【各方观点】
这起征地补偿案争议焦点是村规民约的效力问题。村规民约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适应村民自治要求，由广大村民制定的一种行为规范，是村民共同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村规民约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法律和国家政策在农村基层组织的自治体现。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村规民约存在着内容片面或脱离实际、制定程序不合法等问题，有违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特别体现在农村征地补偿方面。本案中，对于村规民约是否有效，汤甲应否获得土地补偿款有以下几种观点：
A村村民：现在村里的“外嫁女”外嫁到别的地方，在本村基本都属于挂户，都没有尽到村民的义务，要与本村村民区分开来，“外嫁女”不应当获得征地补偿，“外嫁女”的子女更不应当获得征地补偿。
A村村委会：征地补偿分配方案有经过讨论，在讨论“外嫁女”及其子女的补偿这项问题时，有44个人投票，2人同意补偿，41人反对补偿,1人弃权。因此，此次补偿方案反映了民意，原告不应当获赔。
网民1：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体现，应尊重村民的自治权。本案原告不在被告村里生活，只是户口在村里，征地补偿分配方案是经过村民讨论的，村委会是按照方案规定的基准日将原告排除在赔偿范围外，并没有侵犯原告权利，原告不应获赔。
网民2：“外嫁女”在未取得其他保障前，村民资格不能取消，她们和原户口所在地村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她们的子女同理，应获得补偿。
某律师：现在对于“外嫁女”补偿，有的地方赔，有的地方不赔，标准不一。建议“外嫁女”获赔的，子女同样获赔；“外嫁女”不获赔的，子女同样不获赔。因此，本案子女应获赔。
某乡镇干部：“外嫁女”的赔偿问题，要有个适度，如果法律规定可以赔的才能赔偿，但也要考虑村民自治，二者不要冲突太大，这个案件“外嫁女”已获赔，其子女也应当获赔。
【法官回应】
本案“外嫁女”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
1．村规民约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据悉，近年来，厦门农村征地补偿款纠纷案呈上升趋势。引发农村征地补偿款纠纷案上升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农村土地30年延包工作不规范；少数村规民约不合法、不合理。尤其当前，很多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擅自决定分配事务，对“外嫁女”、招婿、丧偶、离异及继子女、大中专在校生、义务兵等处理不当，继而引发争议。由于土地补偿村规民约缺乏相应规范，导致很多村民只能通过诉讼、信访等途径维护自己权益，明显反映出农村在制定村规民约发放补偿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并且影响范围十分广泛。这类纠纷争议焦点，集中体现因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法律规定不完善，对村规民约部分条款内容合法性的争议。这类纠纷案件一审判决后，被告村民委员会大部分都会上诉。因为村规民约大部分都是村民委员会所制订，所以判决后他们往往不服，上诉率达到95％左右。有的虽已经认识到所订的村规民约有违法律，但也不肯轻易同意判决，只能以上诉来拖延时间。这些情况造成诉讼成本加大，司法资源极大浪费，也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
2．本案原告汤甲应获得土地补偿
原告因出生落户而原始取得A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征地补偿款分配方案规定，从2004年11月19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凡嫁入、出生、抱养并落户的给予分配，而原告出生于2005年2月25日，故其主张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村委会对其母的成员资格已予以认可，其亦应认定为成员。本案中，村民委员会根据征地补偿分配方案，强调2004年11月19日为基准日，之前出嫁的“外嫁女”子女不分配，但没有注意到发放基准日跨度及其顺延问题，也就是“从2004年11月19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凡嫁入、出生、抱养并落户的给予分配”这条规定适用于原告。法院扩大了对村规民约的理解，认为子女有继承父母的原始成员取得资格，不应认定“外嫁女”子女不分配征地补偿款。
本案属于村规民约规范范围，但村规民约自治过程不能与法律或政策产生冲突。目前，就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法律尚无明文规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各村只是根据当地的村规民约行事。有的村是以地为标准，有承包地就享有分配权，无承包地则不享有分配权；而有的是以户口为标准，有户口的就享有分配权，无户口的则没有分配权。就“外嫁女”来说，如果娘家所在地是以户口为标准，因其已“外嫁”，户口有可能已迁至婆家，就没有了分配权；而其婆家所在地有可能实行的是以土地为标准，因其婆家土地承包30年不动，其没有承包地，就也不享有分配权。所以，因村规民约的不统一，可能会造成“外嫁女”分配权两边落空的现象；反之，也会造成娶进的媳妇占有双份补偿的情况，形成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不合理。因此，在进行征地补偿款分配中，要充分保障每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村民享有平等的待遇，正确地处理利益关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外嫁女”及子女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障
“外嫁女”外嫁之后，是不是就跟娘家所在地这个村集体一刀两断、再没有任何关系了呢？“外嫁女”的子女是否更无法获得权益？当涉及到分红、补偿等事项时，只要是关系到“外嫁女”，就是“泼出去的水”，根本没有份了呢？在部分农村，一些村干部的态度与“土政策”就是这样，这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相关的收益产生于女子外嫁之前，即便她们外嫁了，而且将户口也迁走了，仍然应该享受；而假如女子虽然外嫁了，但户口仍然留存原村，她们还是村里的一员，那么，相关的收益分配当然也有她们的一份。
在这个问题上，发生过很多的争议，争论的焦点就是村干部的“土政策”与“外嫁女”权益之间的争论。只是很多“外嫁女”，没有强烈的权利意识，一旦外嫁，对于自己在原村还拥有的权利，往往采取一种懒得去争的做法。好在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外嫁女”开始注重争取自己应该享受的权利。此次A村的“外嫁女”汤乙，虽然自己外嫁了，但自己的户口还在娘家所在村，儿子的户口也在娘家所在村。她明白，自己虽是“外嫁女”，但仍是娘家所在村的成员，儿子当然也一样，因此，既然有征地补偿，儿子当然也有一份。于是，在跟村干部协商无果之后，通过打官司来为儿子争取补偿。因为她所争取的关键，不是这区区4000元钱，更是儿子依法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而败诉了的，也不仅是村干部，更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老观念与村规民约“土政策”。
4.应谨慎对待“外嫁女”相关权益问题
本案中,二审法院扩大了对村规民约基准日的理解，是合理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村规民约将“外嫁女”权益排除在外，该如何处理？
妇女外嫁他村同样得依靠土地存活，逻辑上有两种极端的处理方案和两种折中的处理方案。极端的处理方案，一是在本村和嫁入的村都不参加生产分配，这样实际上剥夺了她们生存的资格；二是本村保留分配，嫁入的村也同样分配，这样违背了按劳取酬的原则，使“外嫁女”成为了一个特权阶层。两种极端的处理都是不公平的，因而不可取。折中的处理方案，一是继续在本村参加劳动分配，在所嫁入的村不参加劳动分配；二是停止本村的劳动分配，改为在男方村劳动分配。笔者认为，首先，户口没有迁出留在本村的“外嫁女”，可以采取折中的处理方案，且只能选择其一。村委会应在分配前将方案交由“外嫁女”选择，如不选择的“外嫁女”视为放弃在本村分配资格；村委会未将方案交由“外嫁女”选择的，一律视为同意“外嫁女”在本村分配。其次，户口迁出本村的“外嫁女”，则本村不予分配，改为男方村分配。再次，已经享受男方村同类利益分配的“外嫁女”，本村不予分配。另外对于嫁到城市的“外嫁女”（嫁城姑娘），如果户口没有迁出留在本村，可予以分配，但应将分配情况告知男方居住地居委会，避免以后出现相关重复利益取得的情况；如果户口已迁出，则不予分配。
幸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一、案件来源
潜江市人民法院（2007）潜刑初字第284号判决书、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2008）汉刑终字第9号裁定书。
二、案件要旨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对于其中的“犯罪地”，理论上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犯罪行为预备地、犯罪行为实施地、犯罪结果发生地、销赃地等与犯罪活动有关的一切场所，但在实践中应注意对于犯罪地不应作过分的外延解释。
三、基本案情
江钻公司是生产石油勘探与开采用牙轮钻头的大型企业，该公司通过有偿转让方式从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引进了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经过多年消化吸收与研发，逐步实现了牙轮钻头产品的专业化、国产化。按照与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签署的协议，江钻公司将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视为技术秘密，并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至今从未对外转让过该项技术。
被告人幸某1983年8月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江钻公司工作，历任车间技术员、产品开发研究所主任、人力资源部培训处经理等职。幸某在江钻公司涉密岗位工作多年，先后从事过对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图纸及工艺文件等资料进行翻译、复制、汇编等工作，牙轮钻头新品种研制设计工作，牙轮钻头小零件国产化工作。了解江钻公司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并先后两次被派到美国考察学习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先进的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幸某在江钻公司工作期间，受过保密教育，明确知悉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是江钻公司的技术秘密。
2001年7月，江钻公司机构改组，被告人幸某所在的人力资源部培训处将撤并，幸因此萌生离职的想法。2001年8月初，幸某和丈夫王某自荐到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工作，经数次商谈，于2001年8月28日与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01年9月24日，幸某向江钻公司提出辞职。同年10月，幸某进入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工作。此时，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属下的天津立林钻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林公司）还处于筹备阶段。2002年2月1日，立林公司成立，幸某担任该公司技术部部长，主持牙轮钻头的产品设计、负责制订相关企业技术标准和检验规程工作。
被告人幸某在立林公司工作期间，相继设计和指导立林公司其他技术人员设计了牙轮、牙掌轴承图纸，后上述图纸被立林公司用于生产81/2LHJ517等型号牙轮钻头。同时，幸某还为立林公司编制了《轴承O形供能圈技术标准》等文件。后经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鉴定，由幸某指导设计的立林公司有关牙轮、牙掌轴承的图纸与江钻公司的相关图纸中记载的技术信息具有相似性；《 轴承O形供能圈技术标准》等文件中对牙轮钻头轴承O形供能圈、密封圈质量要求、性能要求、技术指标亦与江钻公司《牙轮钻头小零件技术条件轴承O形供能圈》等文件中对牙轮钻头轴承O形供能圈、密封圈质量要求、性能要求基本相同，技术指标相似。而江钻公司的图纸中记载的技术信息（包括牙轮、牙掌轴承公差配合、技术要求等）及包括《牙轮钻头小零件技术条件轴承O形供能圈》在内的相关文件中所记载的技术信息（包括牙轮钻头轴承O形供能圈、密封圈质量要求、性能要求、技术指标）均系江钻公司的商业秘密。
后江钻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认为幸某违反江钻公司关于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非法使用江钻公司秘密技术，用于立林公司研制、生产三牙轮钻头。至2006年6月30日止，给江钻公司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692282.61元。
四、法院审理
潜江市人民法院认为，江钻公司拥有的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是该公司通过有偿转让方式从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引进，并经多年消化吸收与研发逐步掌握的。江钻公司按照与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的协议从未向其他公司转让过该技术，故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不为该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且不易获得。三牙轮钻头是江钻公司的主要产品，通过该产品的生产为企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因此，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为江钻公司带来了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同时，江钻公司对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先后下发《江汉石油科研工作保密管理规定》、员工手册等文件。因此，江钻公司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具备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江钻公司的商业秘密。
被告人幸某将江钻公司的三牙轮钻头图纸存放在其移动硬盘中进行比对分析，相继设计和指导立林公司其他技术人员设计了牙轮、牙掌轴承图纸；幸某还非法使用江钻公司秘密技术信息，为立林公司编制了《轴承O形供能圈技术标准》等文件。幸某的行为侵犯了江钻公司的商业秘密，其行为给江钻公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2006年6月30日止）为10692282.61元。
综上，幸某违反江钻公司关于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使用其所掌握的江钻公司的商业秘密为立林公司设计轴承图纸和编制了相关技术标准、检验规程等文件，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且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判决：幸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0元。
判决后，幸某不服，上诉称：原判认定江钻公司的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具有非公知性、实用性，能为江钻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并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属认定事实错误；其没有侵犯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主观故意；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技术鉴定报告书》存在严重的形式和内容缺陷，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判认定江钻公司经济损失的依据不确实、不充分，立林公司的轴承图、企业标准与江钻公司的经济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立林公司的轴承图纸、技术标准与江钻公司的轴承图纸、技术标准存在着实质性的重大区别，且有证据证明立林公司的图纸来源于孙某设计的图纸、技术标准来源于精工密封件有限公司和通达特种橡胶有限公司，原判未予采信不当；原判量刑过重；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幸某的两位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幸某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地是天津市津南区，原审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一审程序违法；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两份鉴定报告不合法，没有证据证明幸某实施了侵犯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武汉银河会计评估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请求宣告幸某无罪。
经汉江中院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针对幸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一、关于上诉人幸某提出原判认定江钻公司的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具有非公知性、实用性，能为江钻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并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属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经查，江钻公司拥有的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通过有偿转让方式从美国休斯顿工具公司引进，并经过多年消化吸收与研发逐步掌握的。江钻公司从未向其他公司转让过该技术，故其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不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具有非公知性；江钻公司将其拥有的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用于生产三牙轮钻头，为企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故该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具有实用性，并为江钻公司带来了经济利益；同时，江钻公司先后制定了《江汉石油科研工作保密管理规定》、员工手册等文件，对该技术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故江钻公司的三牙轮钻头设计制造技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幸某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上诉人幸某提出其没有侵犯江钻公司商业秘密主观故意的上诉理由。经常，幸某是江钻公司的技术研发人员，在江钻公司涉密岗位工作多年，掌握了江钻公司的技术秘密，且其受过单位的保密教育，明知其负有保守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却在离开江钻公司时，将属于江钻公司的轴承图纸等秘密技术资料带到立林公司，并在该公司从事三牙轮钻头产品设计工作中使用了其从江钻公司带来的部分秘密技术资料。上述客观事实足以认定幸某主观上有侵犯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故意，幸某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上诉人幸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技术鉴定报告书》违反鉴定程序，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具有进行知识产权鉴定的资格，该单位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而作出《技术鉴定报告书》的程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其在接到江汉油田公安局的鉴定聘请书及相关鉴定材料后，随即确定了专家鉴定小组成员，检索了公开文献，召开了专家鉴定会议。根据委托人的要求，就立林公司的轴承图纸、技术标准与江钻公司的轴承图纸、技术标准是否相同或者相似这一专门性的问题，运用专门知识和相关技术手段进行分析、比对后作出了《技术鉴定报告书》，且该《技术鉴定报告书》所依据的鉴定材料系由湖北省江汉油田公安局依法收集的，其内容客观、真实。故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技术鉴定报告书》应当作为定案的证据。幸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四、关于上诉人幸某提出原判认定江钻公司经济损失的依据不确实、不充分；立林公司的轴承图、企业标准与江钻公司的经济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及辩护人提出武汉银河会计评估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武汉银河会计评估司法鉴定所是经湖北省司法厅登记注册的司法会计鉴定机构，其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在依据公安局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收集的立林公司三牙轮钻头销售的情况、江钻公司的财务依据和财务报表等鉴定资料，并按照法律规定的计算方法得出江钻公司商业秘密被侵犯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鉴定的程序合法、有效；而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幸某在立林公司工作期间，非法使用江钻公司的轴承设计技术，将江钻公司的三牙轮钻头图纸存放在其移动硬盘中进行比对分析，相继设计和指导立林公司其他技术人员设计了牙轮、牙掌轴承图纸。并将上述图纸被立林公司用于生产81/2LHJ517等型号的牙轮钻头。幸某还非法使用江钻公司的秘密技术，为立林公司编制了《 轴承O形供能圈技术标准》等文件。上述文件被立林公司用于生产所有三牙轮钻头产品。因此，可以认定幸某违反江钻公司关于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使用其所掌握的江钻公司的商业秘密为立林公司设计的钻头轴承图纸、制订的相关企业标准被立林公司用于生产三牙轮钻头，给江钻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其行为与江钻公司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故幸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五、关于上诉人幸某提出立林公司的轴承图纸、技术标准与江钻公司的轴承图纸、技术标准存在着实质性的重大区别，且有证据证明立林公司的图纸来源于孙某设计的图纸、技术标准来源于精工密封件有限公司和通达特种橡胶有限公司，原判未予采信不当的上诉理由。经查，科学技术部知识产权事务中心的《技术鉴定报告书》认定，由辛某指导设计的立林公司有关牙轮、牙掌轴承的图纸与江钻公司的相关图纸中记载的技术信息具有相似性；《轴承O形供能圈技术标准》等文件中对牙轮钻头轴承O形供能圈、密封圈质量要求、性能要求、技术指标亦与江钻公司《牙轮钻头小零件技术条件轴承O形供能圈》等文件中对牙轮钻头轴承O形供能圈、密封圈质量要求、性能要求基本相同，技术指标相似；现有证据不能证明立林公司的轴承图纸来源于孙某设计的图纸，也不能证明立林公司的技术标准来源于精工密封件有限公司和通达特种橡胶有限公司。相反，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均指向立林公司的轴承图纸来源于江钻公司的轴承图纸。因此，幸某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六、关于上诉人幸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幸某涉嫌侵犯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发生在天津市津南区，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审理查明的事实表明，幸某是江钻公司的技术研发人员，在江钻公司涉密岗位工作多年，掌握了江钻公司的技术秘密，且其受过单位的保密教育，明知其负有保守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但幸某却在江钻公司工作期间，即与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随后在离开江钻公司时，将属于江钻公司的轴承图纸等秘密技术资料带到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在该公司从事三牙轮钻头产品设计工作中使用了其从江钻公司带走的该部分技术资料。因此，幸某违约带走江钻公司的秘密技术资料的行为是其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预备行为，其实施上述侵犯商业秘密犯罪预备行为的犯罪地在潜江市，故潜江市人民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幸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幸某提出原判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商业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应当以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幸某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给江钻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0余万元，属于“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情形，应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对其判处刑罚，并处罚金。原审根据幸某犯罪的情节、犯罪的性质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序，对幸某所判处的刑罚并无不当。幸某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上诉人幸某违反江钻公司关于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使用其所掌握的江钻公司的商业秘密，给江钻公司造成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二审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由此，北京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被告人幸某及其辩护人在二审上诉时提出幸某涉嫌侵犯江钻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发生在天津市津南区，原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但法院却以幸某违约带走江钻公司的秘密技术资料的行为是其实施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预备行为，其实施上述侵犯商业秘密犯罪预备行为的犯罪地在潜江市，故潜江市人民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的理由驳回了幸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那么，刑事案件的管辖和立案是如何确定的，本案中法院的认定又是否正确呢？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可知，实务中一般而言，以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为常态。这是由于犯罪地的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更有利于收集、核实证据，查明有关案件情况，及时抓获犯罪嫌疑人，破获刑事案件。但在碰到某些情形，如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民愤较为强烈，且居住地群众更为了解其犯罪情况的等，也可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而所谓的“犯罪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犯罪行为发生地，它还包括犯罪行为预备地、犯罪行为实施地、犯罪结果发生地、销赃地等与犯罪活动有关的一切场所。
那么由此说来，本案中潜江法院的管辖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带走秘密资料的行为并不都是犯罪的预备行为，如其将有关的商业秘密资料带回家做进一步的开发、研究的情况也并非不存在。同时，在实践中，以犯罪行为预备地来确定管辖亦非管辖的常态。如果对该管辖规定做任意解释，不仅公安机关经常会陷于被动，致使很多的刑事工作难以开展，而且一旦刑事司法权被滥用，极可能会出现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一些公安机关随意动用刑事手段帮助本地企业打击外地的竞争对手，使本应公正的刑事执法成为介入经济纠纷的不良工具。
综上，笔者认为，针对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管辖问题，常态的应是以犯罪行为地、犯罪结果发生地和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其中，犯罪行为地应与商业秘密侵权纠纷的管辖一致，为侵犯他人商业秘密行为的实施地，即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使用、披露或允许他人使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行为实施地（由于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实施地和结果发生地是重合的，亦即使用商业秘密的过程，通常是制造侵权产品的过程，当侵权产品制造完成时，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结果即同时发生，故不宜将该侵权产品的销售地视为使用商业秘密的侵权结果发生地）。因此，在本案中，潜江法院作为幸某犯罪行为预备地的所在地法院来对案件进行管辖，可能是存在不合适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