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废止过渡期的刑罚阶梯

欧锦雄


内容提要：死刑走向废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我国现行刑罚阶梯仍需保留死刑。现在，我国正处于死刑废止的过渡期，从死刑顺利走向废止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刑罚阶梯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我国应对现行刑罚阶梯进行重构，并对刑罚阶梯中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等刑种进行修改和完善。我国死刑废止过渡期的刑罚阶梯应构建为：罚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和死刑六种。
关键词：死刑、废止、过渡期、刑罚阶梯、改革。

刑罚阶梯是指刑法中各种刑种由轻到重排列而形成的拾级而上的刑种体系。刑罚阶梯概念的提出，是为了使各种刑种关系明晰、层次分明，让人们更好地判断各种刑种是否具有科学性，也便于司法适用。刑罚阶梯的建立应是一种刑法立法活动，刑罚阶梯是规定各罪种法定刑的基础，也是适用刑罚的起点。因此，刑罚阶梯是否科学、合理将影响到刑罚适用的公正性，最终也会影响到刑罚目的的实现。这些年来，刑法学界对我国现行刑法刑罚阶梯的死刑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些学者提出，我国应全面废除死刑，而许多学者则提出现行刑法规定的许多死刑罪种（如经济犯罪）应废除死刑，有部分学者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现在，我国不但不能废除死刑，而且应强化死刑的适用。诚然，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死刑废止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我国，死刑的废止将是一个漫长历程。目前，我国正处于死刑废止过渡期，过渡期过后，死刑必将废止。但是，从死刑顺利走向废止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刑法的刑罚阶梯确实存在不少弊端，因此，本文在阐明死刑的基本立场后，着重研究死刑废止过渡期刑罚阶梯的改革问题。
一、死刑的理性思考
死刑在我国现行刑罚阶梯里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在世界许多国家已废除死刑的情况下，我国的刑罚阶梯应否废除死刑呢？在研究死刑废止过渡期刑罚阶梯的改革问题前，笔者在此先阐明自己的死刑基本立场。
从世界范围看，关于死刑存废的论战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死刑政策一直是暂不废除死刑，坚持少杀、慎杀，反对多杀，禁止滥杀。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废止死刑的呼声，并得到学界相当多人的支持，但是，反对死刑废止的刑法界人士（尤其是司法实务界的人士）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有人提出应强化死刑适用以应对日趋恶化的社会治安形势。这样，死刑存置论者和死刑废止论者又掀起了死刑存废的论战。有学者认为，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从实然上来说，死刑废止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死刑存废也囿于抽象地讨论，而必须结合一个国家的实际状况。我国死刑目前不宜废止，但却应当加以限制。只有经过刑法改革，逐渐实现了刑罚轻缓化，死刑的废除才可能真正提上议事日程。(1)这一论述实际上显现了死刑废除的远景设想，即我国死刑政策的远期目标是废除死刑，而现实的死刑政策是保留死刑，但应限制死刑，而实现死刑废除的最终目标需循序渐进，逐步减少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笔者对这种理性的死刑存废观在大体上表示赞同。
具体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针对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某一特定问题而制定的具体对策和行动准则。死刑政策是一种具体的刑事政策。(2)死刑政策制定的好坏关系到犯罪形势起伏和社会治安的现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生命、生产秩序的安全，因此，死刑的存废不能仅凭情感的好恶来决定，而应理性地对待。目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从人口的情况看，我国有十三亿人口，和整个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总和差不多；从经济发展情况看，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各省市自治区发展不平衡；从民族成分看，共有56个民族；从文化传统看，我国国民受儒家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文化等影响，且呈现出个体差异性；从受教育程度看，各种学历、层次的人均有，但是，多数人的文化教育程度较低；从治安情况看，近几年我国的犯罪形势呈上升趋势；从价值观来看，由于我国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尚未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对生命、自由、人格、财产等价值观念，还未达到较高的水平，在价值观念上，人们并未形成普遍崇尚生命，反对死刑的潮流，相反，报应刑观念对民众观念影响较深，“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是大多数人的观念，大多数人反对死刑废止。因此，我们应基于这一国情之下来考虑死刑的存废。
刑罚具有较强的威慑力，这是刑罚与其他强制措施区别的关键特征，在所有刑罚种类中，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它可以抑制可能犯罪的人不去犯罪，或者抑制正在犯罪的人不去犯重大的罪行。这种强大的威慑力可以在人们已认识到其存在的情况下产生作用，也可能是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产生抑制作用。我国国情复杂，各种层次、各种素质的国民均存在，但是，死刑的威慑力对大多数人会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因此，从犯罪的一般预防来说，现阶段，死刑对预防社会上不稳定的人走上犯罪道路，尤其是严重犯罪之路，具有其他刑罚不可代替的作用。从特殊预防来看，我国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罪犯，实践中曾出现采用残忍手段杀害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受害人的惨案，犯罪人甚至在被判刑后毫无悔改之意。从理论上说，任何罪犯均可以改造成为弃恶从善的人，但是，从实践来看，在我国现有的监狱改造资源之下，许多前述类型的罪犯在其有生之年里是几乎不可能改造好的，若这些危险分子不被判死刑，那么，当这些罪犯在监狱里接触到其他犯人、干警以及干警家属等人时，这些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就有可能遭到侵害。有朝一日这些罪犯越狱出去，那么，社会上的广大群众就有可能惨遭残害。因此，从特殊预防来看，对这种罪恶透顶的罪犯应适用死刑，让其无法再次犯罪。
死刑废止论者认为，死刑是不人道的。他们认为，人的生命权利是天赋予的，这一权利任何人也不能剥夺，天赋予的生命只有天才能收回。因此，人的生命，只能自然结束，即不能人为地加以剥夺。犯罪分子杀人是野蛮的、残酷的，而国家设置的死刑同样也是残酷的、野蛮的，只不过是形式不同、指向的对象不同而已，实质上并没有区别。因此，剥夺一个犯罪者的生命也都应该认为是不人道

的，是应当受谴责的。(3)笔者认为，任何刑罚均会使犯罪分子感到痛苦，无期徒刑也不例外，它使犯罪分子终身失去自由、失去“性福”，终身被强制劳动却又得不到报酬。从犯罪分子受痛苦这一角度上讲，无期徒刑是不“人道”的。我们是否因此而废除无期徒刑呢？在一些废止死刑的国家里，对身患绝症、痛苦不堪的病人施行“安乐死”是合法的，能否因病人的死亡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而认为这“安乐死”不人道呢？几乎每个国家规定有正当防卫制度，法律允许人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而并不认为是违法，能否因犯罪人之死是人为原因所致，而认为正当防卫不人道呢？某种刑罚是否不人道，应置于这个国家社会实际状况来评判，在一个幅员广泛、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里，如果死刑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能抑制无数的恶性案件发生，并应成为刑罚阶梯中尚不可少的部分时，就不能说死刑是不人道的刑罚，因为，死刑的立法和适用所产生的强烈震慑力使无数的民众可以免受犯罪分子的不人道侵害，可以使国家统治秩序、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以维护。反之，如果死刑本来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刑罚，但是被不适时废除了，并导致社会恶性案件大量发生，无数民众惨遭不人道杀害，社会动荡不安，那么，这种为了使犯罪分子得到“人道”处罚而反而不考虑无数善良国民人权的缺乏死刑的刑罚阶梯，才是真正不人道刑罚阶梯。这样的刑法则变成了恶法。总之，刑罚人道与否具有相对性，死刑在一个国家里是否属于人道的刑罚，应置于该国的现实情况来评判。
从人类刑罚发展史看，各国的刑罚阶梯是从以肉刑为中心到以自由刑为中心演变发展的，是从不文明的刑罚阶梯到文明的刑罚阶梯发展的。当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死刑是最终要被废除的。随着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以及法治的潜移，我国有朝一日将变成高度法治化的国家，这时，国家的各种立法较为完善，司法日益公正，绝大多数公民的守法观念较强，诚实守信成为了绝大多数公民的基本品质，人们对生命、自由、人格、财产等权利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普遍崇尚生命，反对死刑。犯罪人受到财产刑、资格刑和自由刑等较轻的刑罚也将感到强烈痛苦，废除死刑也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和较好地维护社会秩序。在这一情况下，死刑成为了没有必要的刑种，这时，我国废除死刑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一个国家在死刑废止的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不合时宜地废止了死刑，就会使国家和人民受到不必要的侵害，还可能导致社会和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从我国现实国情看，死刑在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中还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角度分析，废除死刑尚没有可行性。(4)因此，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我国的刑罚阶梯仍需死刑这一刑种。死刑具有强烈的威慑力，但是，并不是死刑规定得越多，犯罪会越少，历史证明，靠严刑竣法并不能减少犯罪，相反，还可能增加犯罪。其实，刑法规定死刑的罪种过多，死刑的威慑力反而会减弱。目前，我国97年刑法典规定的可判死刑的犯罪达69个之多，这是死刑立法膨胀化。在死刑适用上，一些地方也出现适用死刑过多的现象。因此，我国现阶段确需在立法上减少可适用死刑的刑种，在司法上应严格限制死刑适用，在经过若干年后，一旦条件成熟即可废除死刑。
二、从死刑顺利走向废止的角度对我国现行刑罚阶梯的评价
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度时，废止死刑是必然之举。目前，我国尚不具备废止死刑的成熟条件，但是，我们应着手规划死刑废止的蓝图并制定其时间表，废止死刑应循序渐进，既要使规定死刑的罪种数逐渐减少，也要使死刑的实际适用数量逐步减少，同时也应使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刑种具有合理的规定，一旦时机成熟，废止死刑即水到渠成。
刑罚具有威慑作用，它是预防犯罪的重要手段。在一个时期内，一个国家所存在的犯罪总量是有升有降的。但是，从总体上看，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其犯罪总量是在一个有限的幅度内振动的。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所投入的刑罚总量应与犯罪总量基本相当，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和预防犯罪。否则，过多或过少的刑罚总量均不利于控制和预防犯罪。79年刑法典颁布后，我国出现的犯罪高峰期，即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期里，整个社会的刑罚总量投入不足所致。一个国家的刑罚总量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刑法里所确立的刑罚阶梯的轻重，二是司法实践中实际适用刑罚总量的轻重。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里，死刑在刑罚阶梯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即使较少适用死刑的国家，死刑的威慑力依然是强大的。我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种较多，且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死刑的实际适用数较大，因此，死刑在我国的刑罚总量中占有相当重的比例。目前，如果我国马上废除死刑，我国的刑罚总量将大量减少，若此，我国的刑罚总量将不足以控制和预防犯罪，社会秩序将不稳定。因而，我国死刑的刑种应逐渐减少，适用的死刑数也应逐步减少，同时，刑罚阶梯中的其他刑种（主要指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刑罚量应相应增加，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的刑罚总量和犯罪总量相当。
刑罚阶梯的设置是刑罚实际适用量的前提，如果我国要废止了死刑就要根据我国现行的文明度和国情设置其合理的刑罚阶梯，以应对死刑废止后因刑罚总量减弱而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目前，我国应属于死刑废止过渡期。但是，从现行刑法设置的刑罚阶梯来看，存在不利于逐步废止死刑的弊端，具体表现如下：
（一）死刑立法膨胀、死缓存在程序缺陷。我国现行刑法典的罪名总数为412个，其中：死刑罪名69个，占全部罪名的1/6强。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无论在绝对数量，还是在总罪名数量中的相对数量方面，我国的死刑规定都名列前茅。(5)我国死刑立法膨胀化与我国的文明度极不相称。我国刑法规定的死缓制度在程序上也存在欠缺。我国刑法第50条规定，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犯故意犯罪，经查证属实，就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但是，由于不需按普通审诉讼程序重新审理，因此，对于犯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构成故意犯罪？犯罪人并没有得到辩护的机会。这是死缓制度的弊端，它可能导致死刑（立即执行）被滥用。
（二）无期徒刑缺乏应有的刚性。如果废止死刑，那么，无期徒刑则成为最具威慑力的刑种。但是，我国现行的无期徒刑缺乏应有的刚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有减刑、假释制度，若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有悔改或立功表现，在实际执行了十年刑罚后，就可能因减刑或假释而回归社会。对于许多杀人、爆炸、放火、贪污等重大犯罪来说，他们才经过10年的刑罚执行期，就可能就得减刑（或假释），这是罪刑不相当，大大降低了无期徒刑应有的威慑力。这不利于死刑逐步减少或完全废止后刑罚总量的适度增加。
（三）有期徒刑的法定最高刑过低。有期徒刑是最主要的自由刑。一旦废止死刑，那么，原来最高刑为无期徒刑的许多罪种，其最高刑就可能会随之降格为有期徒刑。但是，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的最高刑仅为15年，数罪并罚也才20年。与欧美许多已废止死刑或很少适用死刑的国家相比，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有期徒刑显得过低，例如，意大利刑法典规定的有期徒刑最高刑为24年，另意大利反恐怖主义的特别立法对《刑法典》规定的24年期限作出变通，规定对于以恐怖主义或颠覆为目的的绑架罪可判25年至30年有期徒刑。(6)新的《法国刑法典》规定的有期徒刑法定最高刑为30年。(7)瑞士联邦刑法典规定的有期徒刑最高刑为20年。(8)数罪并罚时，我国有期徒刑采取限制加重原则，其最高刑为20年，这显然过低。意大利刑法典规定，犯数罪的情况下，有期徒刑最高可达30年，(9)而有些国家则规定，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采取相加原则，并不封顶。因此，有些国家在实行数罪并罚时出现判犯罪人有期徒刑1000多年，甚至上万年的例子。在我国，一旦许多罪种废除死刑或全部废除死刑，原来最高刑为无期徒刑的许多罪种，其最高刑就可能降格为有期徒刑，而我国现在的有期徒刑最高刑仅为15年，刑期过低，因而，整个社会的刑罚总量将大幅降低，这不利于社会整体预防犯罪。
三、我国死刑废止过渡期刑罚阶梯的改革
目前，我国刑法的刑罚阶梯（主要指主刑）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就刑罚种类的形式体系而言，这一阶梯是相对合理的。但是，这一刑罚阶梯中各种刑种所包含的内容仍存在着不少缺陷，前面已对这些缺陷进行了分析。为了使我国死刑废止最终成为现实，我国应在死刑废止过渡期内构建合理的刑罚阶梯（包括形式合理和内容合理）。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死刑废止过渡期的刑罚阶梯应为：罚金（由附加刑上升为主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死刑。在这一刑罚阶梯里，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四种刑种所涉内容应进行重大改革，具体改革措施如下：
（一）死刑（这里指立即执行的死刑）的改革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达69个，从绝对数来说，我国的死刑罪种过多，应大幅度减少。笔者认为，可判死刑（指立即执行）的罪种应主要限于四类犯罪：（一）危害国家安全罪；（二）暴力性犯罪；（三）危害公共安全罪；（4）军职罪。由于导致我国刑种过多的原因有二：一是立法技术缺陷（主要指滥用法条竞合技术），二是有些罪种罪不该死。因此，我们可采取以下措施减少死刑罪种的数量：第一，将法条竞合的两个或几个条文所确定的数个罪种合并为一个罪。(10)例如，将第102条规定的背叛国家罪、第108条规定的投敌叛变罪和第109条规定的叛逃罪合并为一个罪“叛国罪”，第二，将一些具有相同特征的、较为相似、相近的罪种合并为一个罪种。(11)例如，将第114、115条所规定的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合并为“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又如，将第125条、第127条所规定的有关枪支、弹药、爆炸物和核材料的死刑罪种合并为“涉牵枪支、弹药、爆炸物、核材料的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对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侵犯财产罪（主要指盗窃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中的死刑罪种，除个别罪种外，全部将其法定最高刑减为死缓（后面将提到将死缓增加为新的刑种）或无期徒刑。通过前述方法，可将死刑罪种减为十多个。随着我国的文明度的增加，死刑罪种还将进一步减少，直至完全废除。
（二）增加死缓为新的刑种
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是一种死刑执行制度，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从实践情况看，绝大多数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最终得到了减刑。可见，死缓对于限制死刑的实际实施具有积极意义。由于死缓仍保留死刑执行的可能性，所以，死缓具有强于无期徒刑而又弱于死刑立即执行的威慑力。为了减少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种数量，同时，又能更好地发挥死缓的作用，我们可以将死缓单独作为一个刑种，并把现行刑法规定最高刑为死刑的许多罪种的最高刑确定为死缓。这可以缓和死刑废止论者和死刑存置论者双方的冲突，也可使犯罪者有悔过自新的机会。在将死缓作为逐步废止死刑的一个过渡性刑种后，我们应对死缓刑种进行改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死缓的缓刑期可定为2年至5年，让法官根据案情和犯罪分子悔罪表现确定缓刑期。二是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犯罪分子又犯故意犯罪是否应改为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应规定按普通审程序再行审判，由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犯罪分子有辩护的权利，审理后才最终确定是否改为死刑立即执行。
对现行刑法规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罪种而言，可将最高刑由死刑减为死缓的罪种，主要指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当然也包括其他类犯罪。法定最高刑为死缓的罪种也应限制，其罪种总数也只能有十多种。罪种数量的限制方法可按照前述死刑（立即执行）罪种的限制方法进行。例如，可将第151条至第157条所规定的9个走私罪罪种合并为“走私罪”一个罪种，并将其最高刑规定为死缓。又如可以将192条至200条规定的9个金融诈骗罪和224条的合同诈骗罪以及266条的诈骗罪合并为“诈骗罪”一个罪种，并仿照第264条盗窃罪的立法技术，将一般的诈骗行为最高刑定为无期徒刑，并规定有下列特别严重情形之一的（列举），最高刑可判死缓。笔者认为，贪污罪的法定最高刑可定为死缓，同时，为了促使腐败分子退赃，可规定，如果在死缓缓刑期间发现犯罪分子仍占有数额特别巨大的赃款尚来交出的，可改为死刑（立即执行）。
（三）无期徒刑的完善
无期徒刑是废止死刑后刑罚最重的刑种。因此，在死刑减少甚至废止后，无期徒刑应显现其威慑力，然而，根据我国现行刑法所确立的假释和减刑制度，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分子在经过减刑并实际执行十年刑期后，就有可能因减刑而早早回归社会，或者实际执行十年刑期后，因假释而较早地提前回归社会。这使无期徒刑的威慑力大大降低。因此，有必要完善无期徒刑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无期徒刑应从几方面予以完善：1、无期徒刑经过一次或多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二十年，且其无期徒刑第一次减为有期徒刑的期间应为25年至35年。2、被判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必须实际服刑二十年后才可以被假释，且现行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的内容应保留，即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三）有期徒刑的改良
一旦死刑罪种大幅度减少或死刑废止，社会的刑罚总量将大大减少，就可能不足以控制和预防此时的犯罪总量，因此，国家应通过增大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刑罚总量来应对这一状况。由于许多重罪最高刑由死刑减少无期徒刑。因此，许多原来最高刑为无期徒刑的犯罪，其最高刑将相应地减为有期徒刑。然而，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最高刑仅为15年，这显然不利于国家适用有期徒刑来增加刑罚总量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刑法中的有期徒刑进行改良，笔者认为，可通过以下两方面进行改良：（一）将有期徒刑的最高刑定为25年；（二）数罪并罚时，有期徒刑的最高刑为35年。
四、对我国现行刑罚阶梯中的死刑所进行的立法梳理
通过对现行刑罚阶梯改革后，死刑废止过渡期的刑罚阶梯为：罚金、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死刑。对于现行刑法典所设置的69个死刑罪种而言，我们应对这些罪种的最高社会危害性进行重新评介，然后，根据前述第（一）、（二）项死刑改革措施，对这些死刑罪种进行立法梳理，有的罪种应废除死刑，并将其最高刑定格为无期徒刑，有的罪种的最高刑则定格为死缓，只有少量罪行最为严重的罪种才可保留死刑，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将这69种死刑罪种按以下三种情况进行立法调整：
（一）废除部分罪种的死刑
这些被废除死刑的罪种，有的可将其最高刑定格为无期徒刑，有的将该罪废除而按其他罪定罪处罚[主要指资敌罪（112条）和战时残害居民、掠夺居民财物罪（446条）]。具体而言，废除死刑的罪种包括：
1、第一章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罪种
资敌罪（112条）（因为资敌行为为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帮助行为，因此，可废除该罪。废除该罪后，资敌行为可直接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定罪处罚）
2、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的罪种
（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205条）；（2）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06条）。
3、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罪种
盗窃罪（264条）
4、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罪种
（1）传授犯罪方法罪（295条）；（2）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328条第1款）；（3）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328条第2款）；（4）组织卖淫罪（358条）。
5、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的罪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４年３月１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和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２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修订）


目 录
总 纲
第一章 工作总则
第二章 组织总则
第三章 全国委员会
第四章 地方委员会
第五章 附 则

总 纲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团结和民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主题。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对外友好活动中进行了许多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拨乱反正、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国家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进一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消灭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联盟更加巩固。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在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日益发挥其重要作用。全国各民族已经形成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宗教界的爱国人士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支援祖国建设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中国人民团结战斗、建设祖国和统一祖国的一个重要“法宝”，它将更加巩固，更加发展。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我国人民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斗争还将是长期的，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事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上，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实现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任务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促进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充分体现和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活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根本的准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依法维护其参加单位和个人按照本章程履行职责的权利。

第一章 工作总则

第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进行工作。

第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政治协商是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和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可根据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提议，举行有各党派、团体的负责人和各族各界人士的代表参加的会议，进行协商，亦可建议上列单位将有关重要问题提交协商。

民主监督是对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实施，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通过建议和批评进行监督。

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宣传和执行国家的宪法、法律、法规和各项方针、政策，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事业。

第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第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密切联系各方面人士，反映他们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协助国家机关进行机构改革和体制改革，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加强廉政建设。

第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调整和处理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关系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部合作的重要事项。

第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传播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以及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坚持发展科学、繁荣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密切联系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在政治、法律、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方面开展调查研究等活动，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充分发挥委员的专长和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推动和协助社会力量兴办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

第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织委员视察、参观和调查，了解情况，就各项事业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议案、提案和其他形式向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织提出建议和批评。

第十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织和推动委员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和交流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增强为祖国服务的才能。

第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参与贯彻执行国家关于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同台湾同胞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加强同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联系和团结，鼓励他们为保持港澳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为建设祖国和统一祖国作出贡献。

第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和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以利于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民族政策，反映少数民族的意见和要求，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维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增进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和维护祖国的统一贡献力量。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支持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宗教信仰者为祖国的建设和统一贡献力量。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侨务政策，加强同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联系和团结，鼓励他们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作出贡献。

第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宣传和协助贯彻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根据具体情况，积极主动地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合作。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根据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

第十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加强同地方委员会的联系，沟通情况，交流经验，研究地方委员会带共同性的问题。

第二章 组织总则

第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设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关系和地方委员会对下级地方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关系。

第二十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组成，根据当地情况，参照全国委员会的组成决定。

第二十一条 凡赞成本章程的党派和团体，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同意，得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个人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协商邀请，亦得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参加地方委员会者，由各级地方委员会按照本条上述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和履行本章程的义务。

第二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对全国委员会的全国性的决议，下级地方委员会对上级地方委员会的全地区性的决议，都有遵守和履行的义务。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应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本界别中有代表性，有社会影响和参政议政能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地方委员会委员要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和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参加本会组织的会议和活动。

第二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案，应经全体委员过半数通过。常务委员会的议案，应经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各参加单位和个人对会议的决议，都有遵守和履行的义务。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

第二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在本会会议上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对本会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第二十七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有通过本会会议和组织充分发表各种意见、参加讨论国家大政方针和各该地方重大事务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权利，以及对违纪违法行为检举揭发、参与调查和检查的权利。

第二十八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有声明退出的自由。

第二十九条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单位和个人，如果严重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或全体会议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由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分别依据情节给予警告处分，或撤销其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或地方委员会的资格。
受警告处分或撤销参加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如果不服，可以请求复议。

第三章 全国委员会

第三十条 每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及界别设置，经上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每届全国委员会任期内，有必要增加或者变更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决定人选时，经本届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第三十一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如遇非常情况，由常务委员会以全体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得延长任期。

第三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

第三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临时召集之。

第三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监督章程的实施；
二、选举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三、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四、讨论本会重大工作方针、任务并作出决议；
五、参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

第三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其候选人由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各党派、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协商提名，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第三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解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监督章程的实施；
二、召集并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前召开全体委员参加的预备会议，选举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三、组织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任务；
四、执行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
五、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审查通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国务院的重要建议案；
六、根据秘书长的提议，任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
七、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变动，并任免其领导成员。

第三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主席会议受常务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下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

第三十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秘书长进行工作。设立办公厅，在秘书长领导下进行工作。

第三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构，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四章 地方委员会

第四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凡有条件的地方，均可设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该地方的地方委员会。

第四十一条 每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的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人选及界别设置，经上届地方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每届地方委员会任期内，如有必要增加或者变更参加单位、委员名额和决定人选，经本届地方委员会主席会议审议同意后，由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第四十二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四十三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

第四十四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

第四十五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地方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
二、听取和审议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三、讨论并通过有关的决议；
四、参与对国家和地方事务的重要问题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

第四十六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会主持会务。
常务委员会由地方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组成，其候选人由参加各该地方委员会的各党派、团体、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协商提名，经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第四十七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并主持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前召开全体委员参加的预备会议，选举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二、组织实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的任务和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全国性的决议以及上级地方委员会所作的全地区性的决议；
三、执行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
四、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审议通过提交同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或人民政府的重要建议案；
五、根据秘书长的提议，任免地方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六、决定地方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变动，并任免其领导成员。

第四十八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副主席、秘书长协助主席工作。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组成主席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
主席会议受常务委员会的委托，主持下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

第四十九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地方委员会可以按照需要设副秘书长一人至数人，协助秘书长进行工作。

第五十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委员会设立办公厅，专门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构的设置，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地方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的设置，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由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章程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后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