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旅游局


国家旅游局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旅游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导意见

旅发[2011]6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局（委）：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是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会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了部署。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肩负历史使命的深刻把握，对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判断，对文化建设的高度自觉，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发挥好旅游业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积极作用，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深刻理解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增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党中央做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部署。

　　旅游与文化密切相关。旅游需求本质上属于精神文化需求；旅游活动客观上是人们认知社会、感受自然的文化交流；旅游产业是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全国旅游行业学习和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要全面把握旅游和文化的相互关系，以高度的自觉精神和政治责任感，积极地把旅游业作为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领域，自觉地把旅游业作为先进文化传播和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渠道，努力地提升旅游业的文化精神，创造性地探索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发展的思路、模式和方法，紧紧抓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机遇，为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增添动力，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

　　二、明确旅游业的文化责任，自觉发挥其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作用

　　旅游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决定了旅游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承担的文化责任。

　　（一）以旅游业大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旅游需求是当前人民群众最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之一，加快发展旅游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应有之义。旅游业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首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贯彻好、落实好《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加快实现“两大战略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新要求、新期待。全国旅游行业要站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高度，大力发展旅游业，同时充分发挥旅游对文化的传播功能，使旅游业成为展示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平台；充分发挥旅游对文化的传承功能，促进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充分发挥旅游业对文化的激发功能，扩展文化产业空间，为文化创新注入活力；充分发挥旅游业对外文化交流的优势，推动我国的国际形象和文化软实力提升。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大力培育健康、丰富、包容的旅游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健康旅游的文化之魂，健康的旅游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要系统总结旅游活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各种文化现象的价值内涵，研究建立从旅游资源评价、规划建设、市场推广、服务经营以及旅游消费全过程的旅游文化评判标准，引导追求真善美，推动旅游行业确立健康文明的价值取向。要充分认识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善于以文化为资源开发优质旅游产品；要充分认识旅游的文化效益，深入挖掘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从旅游目的地建设和旅游产业吃、住、行、游、购、娱各个环节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价值追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服务文化，大力宣传寓教于游的游览文化，大力推动健康文明的消费文化，大力推行尊重环境、尊重目的地居民、尊重旅游者和服务者的负责任文化。培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符合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的旅游文化，为旅游业建设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提供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开创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体育、信息、物流、建筑等产业融合发展”；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旅游，发挥旅游对文化消费的作用”，这对以旅游产业发展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同属于精神消费，在形式和内容上互相支撑，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要按改革创新的要求推动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结合，创新资源优势、产品模式和市场需求。要以包容的精神学习吸收各领域的优秀文化，把文化优势转化为旅游产品；要遵循市场规律加大对文化旅游创意策划、资源整合、营销推广，开拓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新业态、新市场；要注重现代科技在旅游领域中的应用，不断提升旅游发展的科技文化含量；要充分发挥旅游市场的活力，为更多符合“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文化产品创造市场需求；要充分运用旅游业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形成的发展机制，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品进入市场提供支持。

　　三、当前要重点抓好的几项工作

　　（一）科学引导和积极培育健康丰富的旅游文化。一是要探索建立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旅游文化评价机制，探索形成客观、公正、权威的评价工作手段。二是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组织各个领域的专家研究旅游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三是要组织一批具有引导意义的旅游发展规划和产品规划，指导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更加符合旅游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的复合型产品。四是要加强对旅游开发和旅游消费活动的引导，组织开展针对各种低俗文化、伪民俗现象的市场检查，防止庸俗低劣、格调不高的文化进入旅游市场。五是要与宣传、文化等部门合作，大力宣传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旅游文化；树立旅游业的文化精神。

　　（二）继续加强文化旅游精品建设。一是要重点支持一批全国性的文化旅游活动品牌，逐步建立国家和地方层面的文化旅游活动重点名录库。二是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推出一批旅游精品。三是继续提升一批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演艺精品。四是继续引导、支持和规范文化旅游名街、名镇发展，加快推进文化旅游实验区、示范区建设，探索建设文化旅游特色产业聚集区。　五是要继续鼓励创意和制作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工艺品、纪念品，不断丰富中国特色旅游商品体系。

　　（三）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的独特作用。一是要充分认识红色旅游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全面落实红色旅游“十二五”规划。二是要通过深入研究挖掘红色旅游思想文化内涵，改进创新红色旅游宣讲和展陈方式，不断丰富讲解内容，充分展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三是要大力推动红色文化精品创作，打造一批适应旅游市场的红色文化舞台艺术作品，增强红色旅游产品感染力和影响力，促进党的精神财富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四）创新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是要主动与宣传、文化、建设、体育、农业、林业、水利、地质、海洋、环保、气象等多部门建立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在发展规划、投资项目、扶持政策、宣传推广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二是要深入研究国家出台的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政策，积极争取有利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和资金支持。三是要按照文化体制改革目标要求，积极引导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进入旅游市场，为旅游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四是要探索部门合作、政企合作、行业合作、区域合作的旅游宣传促销新模式，创新宣传促销机制，更好地展示国家旅游形象和文化软实力。五是要紧密跟进重点省市正在推进的文化旅游改革试验，支持文化旅游资源富集的城市和地区先行先试，创新文化旅游发展机制，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积累经验。

　　（五）提升旅游从业人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一是要组织好对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学习，全行业各级领导干部要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坚力量和行业表率。二是要认真落实《旅游业“十二五”人才规划》，培养符合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三是要确立一批文化旅游实践基地，促进大专院校对文化旅游人才的培养。四是高度重视对导游、讲解员等旅游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职业道德、服务水平和文化底蕴。把导游、讲解员队伍作为文化交流使者来要求。要抓紧研究鼓励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离退休老专家、老教师从事导游工作的具体办法，吸纳更多的文化科技人才进入旅游队伍，带动导游队伍整体素质提升。五是要健全人才使用机制、激励机制和流动机制，激发旅游队伍的创造活力，形成良性循环。


　　各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切实抓好对本意见贯彻落实的督促、指导和检查，用实际行动，为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为更好地发挥旅游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积极作用贡献力量。


国家旅游局
二O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房地产权属确认暨遗产继承纠纷的法理识别


简要案情：
刘明与刘振系同胞兄弟关系，双方的父母在城市郊区留有两处房地产，其中的一处由弟弟刘振居住，另一处空置，哥哥刘明起诉，要求确认空置的房院权属归其所有，法院经审理后裁判此处空置房屋的所有权归刘明，刘振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裁判要旨：
本案中经在队批准，原被告的父母于1978年在北京某区城郊建房十间，刘明虽然主张建房时具有出资，但未出具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1987年所建房屋应属原被告双方父母共同财产，现刘明主张所有权的东侧四间房屋于1991年由刘明出资，在父母主持下进行修缮，故该四间房应为双方父母与刘明三人共同共有，法院确认刘明具有百分之四十份额，双方父母占百分之六十份额。因双方父母去世后未留有遗嘱，刘明对口头分家一则未能举证，故该部分财产份额应由继承人分割。对于东四间，因系原被告双方及父母四人共同建成，应为四人共有，原告与被告各占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至于具体分割方式，本院认为刘振现居房屋虽于1991年翻建，但上述房产属父母所有房屋的价值转化，基于公平原则，并考虑现居住实际情况，应以刘明取得房屋所有权，并由其向刘振进行相应的价值补偿为宜。因长女、次女、三女、小女均放弃继承，故放弃部分应以法定继承方式，由其他继承人予以继承，据此，依据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位于郊区房屋及全部地上物归原告刘明所有，院落由刘使用。原告纵使被告补偿折价款九千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任何地方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证据显示：
原被告各自向法院提供了亲属关系证人证言，现状照片，村委会证明等。
争议焦点：
不动产权属如何确认？遗产份额如何划分？原有产权人去世后，能否将该房产再确认为与他人之间的共同共有关系？家庭成员之间即无书面约定，家人之间对口头约定不予认可，如何确认此部分产权归属？
裁判事实：
刘振与刘明系同胞兄弟关系，双方的父母分别与1997年12月、5月去世。刘明自1976年离家，1979年提干转为非农户口，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刘振有兄妹七人，均放弃继承权，哥哥于1981年意外身亡。1978年经当时的大队革委会批准，父母在位于城郊建房九间，1989年父母将其中的北房五间分配给刘振居住，另四间一直由父母居住，将九间房分成东西两个宅院。1991年刘振对西院五间北房进行翻建，并一直居住至今，1994年该西院五间北房的权属变更在刘振名下。1997年，刘振的父母去世后，由刘振使用父母遗留的四间房，1998年刘振在该院内办养殖业，刘明城区有自己的私产楼房。
法理辩析：
1、确权要具备基础事实：
刘明诉求确认诉争院落及房屋的权属归其所有，诉状请求和内容系物权确认，但法院对诉求确权的案件依照继承法规定处理，导致诉判矛盾。
刘明提请确权诉求时，未能提供不动产权属归其所有的证据，法院在无证据证明的前提下，将父母所有的房屋确认给刘明所有，缺乏基础。
如按继承权纠纷审理，诉争的院落产权登记在刘振之父母名下，其他继承人主动放弃继承权，依法应由刘振与刘明按继承法规定继承，各占百分之五十权属。
2、“今人”与“古人”能否共同共有：
刘明不能提供翻建房屋的证据，法院确认诉争房为刘明与父母共有产权，判决查明部分“刘明出资在父母主持下对西侧四间房进行修缮”；“该院落另有东厢房四间系父母与原被告共同建设”，系认定事实不清。判文前述“所建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后又述“现刘明主张所有权的北侧四间房屋由刘明与父母共同共有”，前后矛盾的裁判，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本院认为部分：“刘明虽主张建房时有出资，但未出具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但裁判结论中又判归刘明，导致判词与裁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3、物权确认可否适用“酌情”：
原审将刘振父母的房产权属酌情给刘明“百分之四十份额”，支持理由为“公平原则”，将刘振早年取得权属的房产挪到此案中作为给刘明确权的铺垫，这份酌情似乎缺失法律基础。 法院确给刘明百分之四十权属，但把刘振翻建房屋写成父母房屋的价值转化，有些免强之理。
继承权或不动产确权纠纷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缺乏法律依据。继承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是：人民法院在分割遗产中的房屋、生产资料和特定职业所需要的财产时，应根据有利于发挥其使用效益和继承人的实际需要进行处理，法律没有诸如本案当中和稀泥式的自由裁量权酌情思路。诉争院落房屋一直由刘振使用，刘明从未使用过，刘明在城区有私产楼房。
4、办案思路与司法实践：
诉由“确权”，判词“继承”，发生诉判分离；委托评估重置价，但裁判分配院落，使客观价值较高的宅地与价值低的地上物按份额划分后折偿，不能算是坚持司法公平原则。民事诉讼法规定“无诉不理”原则，当事人无诉、无争、无异议的财产，法院系授来之权，应无权涉及，但法院却把刘明未诉、自始至终未发生争议的财产纳入到裁判范围，与中立裁判原则不相融。
宅地继承裁判原则-----面对现实，尊重历史：
刘明自己有城区商品房，不存在居住困难，还有固家的工资收入，户口不在本村，并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此次起诉目的为的是将来农村改造拆迁补偿；刘振一直在农村，无固定收入，对父母照顾较多，理应适当得到较多的遗产。原被告的父母身前已经将自己的财产做过处置，司法应当尊重二十年前对财产的处置，不可从主观上再对二十年前就分配完的财产予以酌情。刘振的父母当年处分财产时，已经考虑家庭成员之间的公平。诉争房屋四间一直由父母居住使用到去世，并未分配，利害关系的证言相互矛盾，陈述模糊，不能成为确权的证据。
根据以往的司法实践，如有子女为父母出资，依照法律规定，在没有书面约定为共有的前提下，只能算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资助。
本案中刘明未与父母存在共同共有的意思约定，父母去世后任何人均无权违背父母意愿言称与父母共有。法院从中将原被告父母的财产宣布共同共有，违背法律原则，应当尊重实际使用和管理现状为裁判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