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小小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与安徽省绩溪县轻工链条厂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皖知初字第002号、最高人民法院（2001）第34号（2000）知终字第10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企业可采取以商业秘密与专利相结合的方式保护自有的技术信息，如将一项完整的技术进行分解，对于其中保密性差的技术申请专利，而将技术的核心部分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只有选择适当的保护方式，才能保护企业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三、基本案情
原告安徽小小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小科技公司”）于1998年开始生产链条套筒，并于同年9月15日将“卷制链条套筒系列模具等加工工艺”向绩溪县保密局申报商业秘密备案，其中用于冲压设备的连续模具于1999年5月31日向国家专利局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被告张某、被告冯某原系小小科技公司聘用人员。1998年6月，张某与小小科技公司签订《合同议约》，约定张某对小小科技公司的某些特殊技术负有保密责任；在聘期内必须保守公司生产业务用的一切技术资料，不得外借、外传或转让，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等。
1998年7月26日，被告链条厂从飞彩黄山链条传动公司购置28A卷管模具一副，后于1999年2月份开始生产链条套筒。小小科技公司发现后，即找张某了解情况，同年2月27日，张某在写给小小科技公司的“请公司领导给予谅解说明”中称：“我利用对工艺技术方面工作之便，提供给链条厂一些技术资料，目前已收回我提供的全部原件，但我无法保证链条厂是否保留了复印件。”为此，小小科技公司于同年3月1日致函链条厂，要求链条厂立即送回经张某之手盗入其厂的属于小小科技公司所有的全部技术资料及其复印件，并声明小小科技公司生产的链条套筒的模具由其法定代表人设计，属于其专有技术。若链条厂在收到声明后仍不拆卸并销毁其利用小心科技公司的资料加工成的在结构原理上与其完全一致的模具，小小科技公司将通过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工业产权。同年12月10日，小小科技公司以链条厂、张某、冯某侵犯其链条套筒模具及工艺技术和客户名单等商业秘密为由，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其商业秘密的行为，链条厂返还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链条套筒模具的图纸资料，销毁侵权模具；赔偿经济损失500万；三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审理期间，就小小科技公司所主张的链条套筒模具技术是否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为公众所知，以及该模具图或与链条厂使用的模具图纸是否相同等专业技术问题，安徽省高院委托吉林工业大学链传动研究所进行技术鉴定。该所鉴定认为：1、原告的套筒卷制模具及工艺与冲压行业己有技术及链条行业现有技术，主要结构与关键工序相同或相仿，个别具体结构或工序上的差别也没有技术或性能上的显著进步，因而不能认定为专有技术；2、原、被告提供的图纸所能生产的套筒规格不同，使用的套筒卷制模具，其成形原理与工位数相同，部分工位的成形方法和结构形式不同，由此可以认为原、被告的套筒卷制模具图纸并不完全相同，因而不能认定被告模具是按原告图纸制造的。

四、法院审理
安徽省高院经审理后认为，商业秘密应属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小小科技公司主张权利的生产链条套筒的技术信息，经鉴定部门鉴定属行业已有技术，而非专有技术，且小小科技公司与链条厂套筒卷制模具图纸并不完全相同，链条厂模具不是按小小科技公司图纸制造的，因此，不能认定链条厂侵犯了小小科技公司的技术秘密。关于小小科技公司所主张的包括金盾链条厂等7家客户名单属于其经营信息，由于小小科技公司亦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小小科技公司主张链条厂和冯某侵犯了其技术、经营信息，缺乏证据证明，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小小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小小科技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最高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并由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用。其主要上诉理由为：本案涉及的商业秘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信息，二是经营信息。上诉人公司的技术信息具有新颖性，非为行业内所公知，属于专有技术，而由被上诉人冯某带走的包括金盾链条厂等7家客户名单属于上诉人的经营信息，且对于上述信息上诉人均采取了保密措施，构成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应受法律保护，但原审判决未予认定；原审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仅凭7份参考文献进行鉴定，将上诉人公司的模具拆解的面目全非，而后从中找出某一零部件的基本成形原理或基本结构原理与某文献中的某部分进行对照，随后即得出上诉人公司的整体模具为公有技术的结论，缺乏科学和事实依据，其鉴定结论法院不得采信等。
二审庭审中，小小科技公司进一步将其技术秘密概括为六个方面的内容。二审法院还查明：链条厂自1998年7月下旬，决定试制、生产大规格卷制套筒，为此，该厂于1998年7月从上海离合器总厂链条总购置28A卷管模具一副，并邀请飞彩黄山链传动公司技术人员江某等4人为套筒模具设计顾问，在28A卷管模具的基础上，于1998年9月中旬实验调试成功。
再查明：链条厂针对小小科技公司认为金盾链条公司等7家客户名单为其经营秘密的主张，于一审期间，曾向原审法院提供东华链条总厂、飞彩黄山链传动公司等厂家出具的证明，证明链条厂与上述厂家早已建立了业务联系。二审期间，链条厂又向二审法院提供了双狮链传动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链条厂向该厂供应链条套筒早于小小科技公司。此外，链条厂还向法院提供了由该厂的委托代理人向环球链传动公司、金盾链条制造公司等厂家的有关人员所作的调查笔录，有的证明与链条厂早已建立了业务联系，有的证明他们与链条厂发生套筒供货关系，并非因为冯某个人原因，而是企业自己的选择。小小科技公司对上述证据未提出异议。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小小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是否存在，而认定的关键在于原审法院委托有关机构所作的鉴定能否采信。原审法院就本案所涉及的小小科技公司生产链条套筒的技术是否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为公众所知以及该公司与链条厂所使用的图纸是否相同等两个专业技术问题，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后，委托吉林工业大学链传动研究所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鉴定。鉴定单位作出《鉴定意见》后，原审法院公开开庭对该《鉴定意见》予以质证。鉴定单位指派鉴定小组成员到庭接受了询问，并于庭后又针对小小科技公司对鉴定意见所提出的异议进行了书面答复，原审法院并再次开庭进行质证。因此，综合《鉴定意见》及其附件以及鉴定小组成员在庭审中就有关鉴定问题所作的陈述来看，鉴定人员通过对公开文献和国内套筒卷制模具技术现状的分析，以及通过对小小科技公司的模具图纸与链条厂的模具图纸进行对比分析后得出的小小科技公司所主张的技术内容与冲压行业已有技术及链条行业现有技术相比，其主要结构与关键工序相同或相仿，并且小小科技公司及链条厂的套筒卷制模具图纸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得出不能认定链条厂的模具是按小小科技公司的图纸制造的结论。该鉴定意见程序合法，鉴定内容基本正确，应当予以采信。故小小科技公司上诉称其认为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采信的上诉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鉴定意见》关于“不能认定被告模具是按原告图纸制造的”意见，并结合链条厂所举的有关其自行开发研制套筒卷制模具的证据，链条厂辩称其套筒卷制模具是由其自行开发研制，有其一定的事实依据。而小小科技公司仅凭张某在“谅解说明”中所称“我利用对工艺技术方面工作之便，提供给链条厂一些技术资料”，即认为链条厂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并使用了其套筒卷制模具技术，证据尚显不足。
鉴于小小科技公司所主张的5项技术内容已经成为公知公用技术，链条厂的套筒卷制模具由该厂自行开发研制而成，因此，小小科技公司指控链厂、张某侵犯其套筒卷制模具技术秘密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在小小科技公司向金盾链条制造公司等7家链条制造企业供应套筒产品前，链条厂作为生产链条配套件的专业厂家，早已与其中的大部分企业建立了业务联系，形成配套关系，与其中的个别企业发生业务联系虽晚于小小科技公司，根据现有证据表明，也并非因被上诉人冯某的缘故，而是客户的自愿选择。因此，小小科技公司以上述7家客户名单为其经营秘密为由，指控冯某将这些客户名单带到链条厂，链条厂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并使用这些客户名单，侵犯其经营秘密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佐证，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原告小小科技公司虽然由于证据不足败诉，但其将公司的卷制链条套筒系列模具等加工工艺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并将其中用于冲压设备的连续模具作为实用新型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以商业秘密和专利方式共同保护公司重要技术信息的做法却是值得称道的。因此，我们也借由本案，来谈一谈将商业秘密与专利保护相结合保护企业重要技术信息的做法及意义。
在之前的案例中，通过对商业秘密与专利保护取舍问题的探讨，我们已经知道商业秘密与专利保护的利弊，并且明晰了在同一技术上，专利保护与商业秘密保护是不可能并用的，因为如果选择以专利保护就意味着必须通过公开、审核等程序将技术予以公开，而一旦公开，技术信息不再具备秘密性，也就不再能构成商业秘密，无法再以商业秘密的方式加以保护了。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以专利和商业秘密保护并用的对象并不是指同一个技术，而是一系列技术，或者某些技术里的不同技术方案、手段。
将商业秘密和专利有机结合起来保护企业的技术信息，可采用多种方式，如将一项完整的技术进行分解，对于其中保密性差、能通过简单的测量、计算等反向工程即可掌握的技术申请专利，而将技术的核心部分或对于技术可实现优化的附加特征，如产品的配方、设计图纸、工艺程序等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或可通过将一项完整的技术分解，隐藏整体技术而分别申报专利，使其他人不能从专利申请文件中得知整体技术，从而达到既申请了专利，获得了法律保护，又没有公开整体技术的目的。
企业若决定采取以商业秘密与专利相结合的方式保护自有的技术信息，需要通过对相关信息的保密性强弱、可通过反向工程获得的难易程度、能够获得专利的可能性以及经济价值的大小等因素进行考察，之后才可决定对哪些信息采取商业秘密的形式保护，哪些又采取专利的形式加以保护。只有选择了适当的方式，才能保护企业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浅谈我国刑事诉讼回避主体



「摘 要」回避制度，作为西方传统诉讼理论中的“自然公正”原则的引申，作为建立程序公正的具体体现，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措施，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有着具体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还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和改进：首先从回避的主体上，应将审判委员会委员、人民检察委员会委员以及特殊情况下法院的回避作出明确规定。其次是回避应用还应在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也明确；第三是回避的理由应该更加量化、具体、可行、避免使用“可能”、“利害关系”、“其它关系”等可操作性不强的用语；第四，回避制度请求权应增加辩护人和公诉人也可以行使。



「关键词」回避，回避主体，瑕疵和漏洞



回避的本意是“避忌、躲避”。回避是一项比较古老的诉讼制度。最早出现于司法审判之中，审判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自古罗马以来一直流行于世的格言：“人不能裁判有关自己的审诉”，即要求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的当事人案件的裁判者，否则就违背了自然公正原则，他所主持进行的诉讼活动不具备法律效力。我国古代从唐朝开始，就对回避从法律上作了明确规定。《唐六典·刑部》中规定：“凡鞠狱官与被鞠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回避一词的运用，一般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任职的回避；一是执行职务的回避。回避的出现和对回避适用范围的扩大，都表明回避在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和当事人、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公正对待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回避制度以及必须回避的法定情形、适用范围、申请回避及审查决定的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31日印发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回避规定》），又从司法为民的角度，对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范围做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同时对法官的自行回避及必须回避的情形，包括离任法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回避情形，都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措施和严格的监督规定。但就回避主体而言，还未达到完善的程度，存在一些法律漏洞，结合理论与实践，谈如下看法：

一、现有规定的瑕疵

主体回避，即哪些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退出案件审理活动。《刑事诉讼法》第三章规定了适用回避的人员，《回避规定》也对回避的适用范围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回避的主体包括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回避规定》就除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外人员的回避，作了特别规定。尽管总体而言，从历史上看，我国现行的回避制度非常严格，而且比其他国家的类似制度还要严格一些，但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实际运作中，这里的回避主体规定尚未能够实现其初衷，在一些程序中，回避制度要么是消极的漠视，要么是积极、坚决的不执行，致使制度形同虚设。下面笔者将对现行回避制度的内容、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作如下分析：

第一，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情形。依照《回避规定》第1条在以下几种情形下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的；（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五）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这条解释事实上是对“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的说明，但还是在后面加了“存在其他利害关系”的兜底性条款。我们认为这个兜底性条款应指当事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特殊情形出现，而且这类特殊情形的出现应当视为其“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这类特殊情形，有明文规定的是：审判人员未经批准，私下会见本案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该案件的；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财物、其他利益，或者要求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报销费用的；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各项活动的；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款、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在购买商品、装修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给予的好处的。我们认为，除此之外，当事人可举证证明关系密切的同学、师生、老上级、战友等亦应属回避主体范畴。同时我们以为，对于这些特殊情形的认定需有个标准问题，也就是说当当事人申请这些情形下的审判人员回避时需有一套完整的回避的决定程序，这在后面论及回避程序时将要详细介绍。

第二，离任回避。依照《回避规定》第4条，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不予准许本院离任人员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与此解释有区别的是《法官法》第17条规定，内容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前述规定谈及“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而《法官法》则规定“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即无需异议直接回避。此处，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赋予当事人异议权，否则一律回避也侵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对当事人的异议应设立相应的异议程序，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可能影响公正审判”，否则如果当事人不当行使诉讼权利，或提出超出法律规定的、过分情绪化的要求，都会造成诉讼权利的滥用，而有的法院过于照顾某些当事人的情绪，同意其不符合规定的要求，同样也会造成国家法律权威的降低，法官职业尊严的伤害，及诉讼拖延引起对方当事人的不满。

第三，诉讼代理人、律师的回避。按照《回避规定》第5条，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司法解释规定的理由是：“为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法律规定，从工作机制上防止和消除少数审判人员办 ‘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确保司法公正，树立人民法院良好形象”。笔者丝毫不怀疑最高法院之初衷，但在立法技术上是欠考虑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条解释却为立法所确认，《法官法》第17条第3款规定：“法官的配偶、子女不得担任该法官所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立法，笔者认为均存在如下缺陷：（1）这些规定与《律师法》第3条第 4款“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相抵触，剥夺了律师的执业权利，也限制了当事人选择律师的权利；（2）立法有将国家义务强加律师的倾向。回避制度是为了让司法人员“避嫌”而设立的，是司法人员的义务，而不可以此要求律师，律师的工作具有个人性，要在法律规定和当事人授权的范围内尽心尽力为授权人服务，让律师回避无异于让当事人回避，而这于法于理都是说不通，也行不通的。（3）律师回避的规定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我国刑诉法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国家根本大法确定的一项诉讼原则，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则明确了辩护制度由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两方面的内容组成，两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构成完整的辩护制度。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权依法自行辩护，也有权得到他人帮助进行辩护。律师辩护还有助于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诉讼民主的体现，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限制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符合刑诉法规定的律师担任自己的辩护人为自己的辩护，而前述立法则限制了法律所赋予的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4）未考虑地区差异，影响律师生存。《回避规定》实施以来，受到的影响有如雪上加霜。《回避规定》的执行，给部分律师的业务开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甚至严重危及个人职业信誉。《规定》的负面影响甚至波及部分律师生活。

第四，回避主体中的审判人员。依照《回避规定》，审判人员指的是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法院中的“其他工作人员”是指法院中占行政编制的工作人员。此外，人民陪审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司法鉴定人员、勘验人员以及执行员在执行过程中的回避问题，均参照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内容执行。某类人员是否应回避，应当赋予当事人以选择的权利，而且有些回避原因的出现还需当事人提出，否则法院也无力纠缠于细枝末节，我们可完善相关人员参与司法活动的告知制度，如委托的司法鉴定人员名单应该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当事人，如果他们提出并有证据证明属于回避的情形之时，则应直接回避，而无需浪费精力，以免作出鉴定后，却被认定为应当回避的情形。

第五，程序回避。按照《回避规定》第3条，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法官因为可能的“内心确信”而先入为主，产生可能的预断，以避免当事人产生猜疑，这样参加了第一审案件审理的法官，即使因某种原因被调至上一级法院的，也不能再参与该案的二审审理；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审判人员因已参加了原审审理，不得参与该案的重审，等等。根据《回避规定》的立法精神，笔者认为，发回重审案件原审书记员不得再参加案件的重审，而司法实践中，考虑到情况比较熟悉，加上很多基层法院书记员人手少，往往交由同一个书记员记录，让随案书记员“从一而终”，理由是《回避规定》第3条只提到了“审判人员”，而未提及“书记员”，而实际上依据该规定，书记员、人民陪审员等的回避参照审判人员的回避执行，而且根据刑诉法第192条、第206条的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二审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以及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有关案件一审或二审合议庭的全体成员，都属于回避的范围，所以司法实践中这种让书记员“从一而终”的做法实质上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第六，法律责任。依据《回避规定》第8条，审判人员明知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故意不依法自行回避或者对符合回避条件的申请故意不作出回避决定的和审判人员明知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按规定应当回避的，而故意不作出正确决定的，须依照《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的规定予以处分。

二、现有规定的漏洞

虽然法律对回避制度已有详细规定，但笔者揣测可能因为制度设计、立法技术和传统习惯的原因使制度漏洞的存在产生了契机。基于此，笔者拟对回避制度的漏洞和完善途径，做如下分析：

第一，未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回避问题作出明确有效的规定，回避制度对审判委员会委员几乎是形同虚设。我们知道，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代理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有利于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刑诉法和《回避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申请回避的权利被事实上剥夺，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因为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的审判委员会，虽然它不直接参与案件的开庭审理，但它对案件处理的讨论决定，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却必须执行。针对前面提及的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的状况，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完善的回避告知和回避决定程序。依据《回避规定》，凡是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保证当事人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无论审委会以何种形式涉入案件的审判，合议庭都应当事前向当事人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各级法院还应当制定具体的告知规则和形成完善的决定程序。如可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三天前以书面形式向当事人告知审判委员会委员名单，并告知其有权依法申请回避。

第二，未对院、庭长的“把关”是否应当回避的问题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运作仍未摆脱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就出现了院、庭长“把关”的情况，即院、庭长听取承办法官的汇报、签发法律文书、决定案件裁判结果，这样就使原本没有参加案件审理的院、庭长成为案件的实际裁判者，一旦出现“把关”的院、庭长应回避的情形，当事人无从行使申请回避权利，也就无法避免院、庭长因各种关系或利益而导致裁判不公。当然，院、庭长“把关”本就是违反法律的变态情形，常态的法律不应去迎合变态的现实，故解决问题的根本途迳是根除行政化管理模式，还“权”于承办法官，严格依法办事。笔者以为，法律和司法解释未就此规定本身就是一种“无奈”，这不是某个立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现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制约，更多的则是传统的司法理念在作怪，如法官不敢随意“作主”、领导担心法官素质不高等。笔者的观点是在立法中规定院、庭长回避制度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关键是院长、庭长、法官思维方式的转变问题，当然这种转变是在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进行的。

第三，未对二审程序中的回避作硬性规定。《刑诉法》第18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这就明确了二审是以开庭审理为主，书面审理为辅，但司法实践中，受传统办案方式、法官素质、办案力量和交通条件等因素影响，大量案件是采用书面审理的。书面审理的办案流程大体可归结为：案件交给承办法官，承办法官经过阅卷后如形成一个“事实清楚”的内心确信，就只需作个“阅卷记录”，然后会见一下被告人，合议庭进行形式意义上的合议后，即可裁判。所以案件被告人和其他当事人只能通过裁判文书得知法官之名，实践中有的辩护人以为要开庭，却在其书面辩护词尚未交给法院之前收到了裁判文书。这样我们可以想见，即使二审中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当事人也无法行使申请回避权，所以立法应当完善二审程序中开庭和不开庭审理案件回避程序。

第四，未规定司法机关是否属于回避的主体。司法机关在诉讼中应否回避的问题，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未提及，三大诉讼法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诉讼中的回避却未作任何规定。仅1998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这个规定也将法院回避的原因局限于“涉及本院院长”，很显然，法律未规定司法机关是否回避是诉讼法上的一个缺陷。笔者以为，司法机关的回避不应局限于司法解释中的“涉及本院院长”的情形，因为司法机关还可能与当事人产生一些纠纷或者有利害关系的情形，据此，司法机关回避应当适用于如下情形：（1）司法机关是本案的当事人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其回避。如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曾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他当事人有民事、行政纠纷，这时，司法机关就不应参与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活动。（2）司法机关的主要领导或负责人是本案的当事人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时，其他当事人有权要求其该主要领导或负责人所在的司法机关回避。因为该领导或负责人有实际控制和潜在影响该组织和组织成员的能力，仅仅要求其本人回避是远远不能消除人们对于司法机关办案公正性、中立性的怀疑。（3）是司法机关的成员因为公务行为涉及诉讼时，当事人也有权要求成员所在的司法机关回避。因为公务行为与组织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司法机关处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作出不利于公正的趋向。（4）下级司法机关的回避。在涉及司法机关回避的案件中，不仅该司法机关不能参加案件的办理，而且该司法机关管辖下的机关也不能参加案件的办理。

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回避制存在诸多缺陷，但在目前主要以实体公正为案件处理质量评判标准的司法现状下，加上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均未对申请回避权利予以高度重视，也就并未暴露出过多的问题。但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回避制度的缺陷也将会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作为立法应当具有相当的前瞻性。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当适当借鉴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无因回避制度的合理性部分，扩大回避的理由，将申请回避的举证责任归由司法官或司法机关负责承担，或者降低当事人证明回避理由成立的证明标准，以保障当事人申请回避权的有效运用。



结 束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