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办法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办法》已由西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06年1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3月1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12月12日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草原规划、保护、建设、利用和管理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草原实行科学规划、全面保护、重点建设、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将草原保护、建设和利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市(地)、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草原保护与建设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四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区的草原监督管理工作。
市(地)、县级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草原监督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草原保护、建设和利用情况的监督检查，根据需要可以设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具体监督检查工作。
第五条 自治区、市(地)以及以畜牧业为主的县应当逐步建立健全草原科学研究与推广机制，加强草原科技队伍建设，积极开展草原科学研究，提高草原建设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
自治区鼓励科技人员开展草原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指导农牧民进行草原建设、保护与合理利用。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草原违法案件举报制度。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破坏草原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七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对在草原管理、保护、建设、合理利用和科学研究等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草原规划
第八条 自治区建立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依据上一级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的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确需调整或者修改的，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九条 自治区建立草原调查制度。
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每5年进行一次草原资源调查、每3年进行一次专项调查。草原使用者或者承包经营者应当支持、配合调查，并提供有关资料和数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草原资源档案，依法对草原的面积、等级、产草量、载畜量以及草原建设进行统计，建立数据库。
第十条 自治区建立草原生产与生态监测预警、预报系统。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不同生态、气候、草原主要类型及畜牧业生产特点，建立草原资源动态监测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对草原的面积、等级、植被构成、生产能力、自然灾害、生物灾害等草原基本状况，以及草原保护与建设效益实行动态监测，及时为本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动态监测和预警信息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获取预警信息后，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和治理措施。
第三章 草原经营
第十一条 国家所有集体使用和集体所有的草原，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家庭承包或者联户承包，从事畜牧业生产。
第十二条 依法确定给全民所有制经济组织和部队、机关、学校、寺庙等使用的草原，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草原使用证，确认草原使用权。
第十三条 草原使用权证、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由县级人民政府核发。草原所有权、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草原使用权证、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除按规定收取工本费外，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第十四条 承包经营草原，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签定书面合同。国家所有集体使用的草原，乡(镇)人民政府为发包方，集体所有的草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包方；经营者为承包方。
第十五条 承包经营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使用的草原面积、类型、等级、四至界限、期限、用途、违约责任等。
第十六条 草原使用或经营中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勘界执行；没有勘界的，可根据现状，参照历史，在当地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由争议双方本着互谅、互让、有利于团结和发展生产的精神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牧(农)户之间，村与村之间的草原争议，由乡(镇)人民政府处理；
(二)乡与乡，乡与县属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草原争议，由县人民政府处理；
(三)县与县，县与地区所属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草原争议，由市(地)人民政府处理；
(四)地区与地区，地区与自治区所属的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草原争议，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处理；
在草原争议未解决之前，当事人必须维持草原利用现状，任何一方不得破坏草原和草原围栏、畜圈、水利等设施，不得新建生活、生产设施。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变更或者终止草原承包经营权：
(一)因国家建设征用草原改变草原用途的；
(二)因维护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需要建立自然保护区的；
(三)承包方自愿放弃或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
(四)由于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
(五)承包经营者不按承包经营合同履行约定义务，造成草原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
(六)因其他原因不能管理、利用草原的。
第十八条 草原承包经营权可以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转让。
转让草原承包经营权，不得改变草原的用途；同等条 件下，应当优先在草原所有权单位内部转让，或者按行政区域管辖就近转让。
第十九条 草原承包经营权依法进行转让的，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向发包方提出申请，经发包方同意，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转让协议。
第二十条 草原承包经营权转让后，受让方再次转让的，应当经原发包方和承包方的同意，方可依法进行。
第二十一条 实行草原承包经营责任制，应当兼顾野生动物的食草、饮水和迂徙等生存条 件。
第四章 草原建设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草原建设的投入，加强草原建设。
自治区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草原，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保护草原投资建设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和引导单位及个人进行人工草地建设；提倡和推广在轮休地、弃耕地种植牧草，进行天然草地改良、饲草料基地建设；开展防抗灾基地、草原围栏、饲草料储备、牲畜棚圈等生产设施建设。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对沙化、退化、盐碱化、荒漠化、鼠虫害和水土流失的草原，划定治理区，组织专项治理。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设牧草种子繁育基地，因地制宜地选育、引进、推广优良牧草品种。对种子的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安排用于草原建设的资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截留、挪用。
第五章 草原利用和保护
第二十七条 自治区实行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行基本草原保护制度，草畜平衡制度，禁牧、休牧和轮牧制度。
第二十八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草原载畜量标准，根据自治区实际，制定自治区草原载畜量标准。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自治区的草原载畜量标准，结合当地实际，确定科学、合理的载畜量，层层签订草畜平衡责任书，保持草畜平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每5年对草畜平衡情况复核一次，并予以公布。
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合理利用草原，以草定畜，不得超载过牧。
第二十九条 自治区提倡在农区、半农半牧区和有条 件的牧区实行牲畜舍饲或者半舍饲。
第三十条 遇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需要调剂使用草原的，由双方协商解决；需要跨行政区域临时调剂使用草原的，由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协商解决。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签订借用草原合同，约定临时借用草原的期限、范围和补偿费用等。
严禁以借用、调剂草原为由长期占用他人草原，不得在临时占用的草原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和构筑物。
第三十一条 在草原上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因国家和地方建设需要征用或者临时使用草原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二条 禁止在草原上挖取草皮和开垦草原。
禁止在荒漠、半荒漠和严重退化、沙化、盐碱化、水土流失的草原以及生态脆弱区的草原上采挖植物或从事破坏草原的其他活动。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义务，不得随意倾倒废水、废气、废渣、垃圾及其他污染物。
第三十四条 更新草原、建立人工草地，应按照自治区有关部门制定的人工草地区划，经充分论证后进行。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水土流失严重、有沙化趋势、需要改善生态环境的已垦草原，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草。
第三十六条 在草原上开展旅游经营活动，应当符合自治区草原生态建设规划，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接受草原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
开展草原旅游活动不得损害草原所有者、使用者或者承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十七条 除抢险救灾和农牧民搬迁的机动车辆外，禁止其他机动车辆在草原上离开固定的公路线行驶；因地质勘探、科学考察、工程测绘等活动确需离开固定公路线在草原上行驶的，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提交行驶区域和行驶路线方案，经确认后执行。
第三十八条 在草原上从事采土、采砂、采石等作业活动，应当报县级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开采矿产资源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经批准在草原上从事本条 第一款所列活动的，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缴纳草原植被恢复保证金，并在规定的时间、区域内，按照准许的采挖方式作业，并采取保护草原植被的措施。
在他人承包的草原上从事本条 第一款所列活动的，还应当事先征得草原承包者的同意。
第三十九条 在草原上采挖冬虫夏草等名贵药用植物，对草原植被造成损害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缴纳草原植被恢复费。草原植被恢复费应当专门用于草原植被恢复。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做好草原鼠虫害的预测预报工作，采取措施防治草原鼠虫害及灭除毒草。
严禁猎取捕食鼠虫的益鸟益兽。
第四十一条 县、乡(镇)、村应当建立防火责任制，制定并严格执行草原防火制度，加强草原防火工作。
第四十二条 由国家投资、集体筹资建设的草原设施，可以确定给草原使用者或者承包经营者使用、管理和维护。
草原上的围栏、人畜饮水设施、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不得破坏或者随意拆除；确需拆除的，应当经所在地人民政府同意。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三条 自治区、市(地)以及以畜牧业为主的县应当设立草原监督管理机构。草原监督管理机构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草原法律、法规；
(二)监督、检查草原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三)办理草原使用权证、承包经营权证的登记、造册工作；
(四)办理征用、临时占用草原的有关事宜；
(五)对征用草原和草原建设项目等进行现场勘验；
(六)参与草原争议的调解，办理调剂使用草原的相关工作；
(七)办理其他有关草原监督管理事项。
第四十四条 草原监督检查人员履行职责时，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草原权属的文件和资料，进行查阅或者复印；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对草原权属等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检查现场进行拍照、摄像和勘测；
(四)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法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第四十五条 草原监督检查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执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抗拒或以煽动群体闹事等其他方式妨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恢复植被；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截留、挪用草原建设资金的，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其在规定的期限内出栏超载的牲畜。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拆除，逾期不退还、拆除的，强制拆除，所产生的费用由违法者承担；由此给草原所有者或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在草原上挖取草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草原被破坏前三年平均产值的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并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草原被破坏前三年平均产值六倍以上十二倍以下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可以并处草原被破坏前三年平均产值三倍以上九倍以下的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农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植被，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六条 草原监督机构和草原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侵犯草原使用权或经营权的；
(二)截留、挪用草原植被恢复费的；
(三)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未及时提供草原生产与生态监测预警信息，或接到预警信息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相关规定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国有农、林、牧场依照本办法对其范围内的草原进行管理和建设，并接受当地人民政府草原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所称草原，是指天然草原、人工草地、疏林草地、灌木草地和退耕还草地；人工草地不包括城镇绿化草地；疏林草地是指林木郁闭度在0.2以下的疏林草地。
第六十条 本办法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1994年10月27日由自治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同时废止。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若干契合现象之探讨
高 军 1 龙一平2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其中蕴藏着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但两者也仅仅只是暗合而已，西方法律的东方价值取向只是对其自身僵化的一种反动，是一种后现代的投射，实质上两者仅有相似的外形，其价值基础、精神气质和内容却迥异。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向西方学习和移植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是主要的途径，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有效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 西方 后现代
也许从晚清法制变革，中国在制度层面全面抛弃中华法系传统，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时开始，历史的命运已决定了：在中国迈向法治之路上，西方是主要的参照系和模仿的对象，因为众所周知，现代法治思想诞生于西方，是西方文明的产物[1]，舍此似无他途。但在我们不遗余力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正如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提醒过世人那样，西方法律传统与整个西方文明一样，在20世纪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出于对自身文明危机的思考，一些西方学者遂将眼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产生了兴趣，并对之寄予了厚望。伯尔曼就曾指出，“在过去，西方人曾信心十足地将它的法律带到全世界。但今天的世界开始怀疑——比以前更怀疑——西方的‘法条主义’。东方人和南方人提供了其他选择”[2]。历史仿佛和我们开了一场玩笑，难道真的是风水轮流转，永劫回归，法治未来的希望最终在于我们自己的“本土资源”？因此，透过一些西方学者东方法律价值取向的现象，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蕴含的某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的元素进行探讨，对于全面正确地认识传统法律文化的作用，以及科学地把握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方向是不无意义的。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现代法律发展趋势契合之表现
１、集体主义本位与西方法律社会本位发展趋势之契合。
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的积淀异常丰厚，其中最重要的当推中国的伦理文化（家族文化）。传统家族文化催生了家国观念，在家国观念的支配下，社会被看成是一个大家庭，人人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要服从家长——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领导。这种家族文化奉行的是集体主义本位，它更多地强调人的社会性质，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从维护社会整体安宁的角度出发，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出发，来维护社会秩序，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人利益，“舍小家，保大家”，顾全大局是当然的选择。[3]
区别于中国集体主义本位的是,西方法律文化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4]，这种个人主义基础文化下的法律曾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5]但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发生显著变化，在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下，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危机，贫富悬殊、劳资对立、经济恐慌、环境污染严重，为解决危机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转而采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干预社会经济的政策。表现在法律上，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结合，“各国大抵公法方面例如实行国家征收、征用及各种行政管理措施，私法方面则是通过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及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对所有权的行使予以限制”[6]。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的趋势，现代西方私法越来越将砝码加在社会利益一端，诚实信用、情势变更、权利滥用之禁止原则的高扬，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租赁权的物权化等制度的确立，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近代民法的纯个人本位走向现代民法的个人与社会双重本位[7]。
２、司法的实质性价值取向与现代西方民事立法、司法的实质正义取向之契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在法律与情理上倾向于情理，在法律的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重实体轻视程序，重民意轻法理，具有平民倾向，采用的是一种“实质性思维”[8]。中国传统司法具有实质性价值取向，集行政与司法职能于一身的官员们掌握着 “超级的自由裁量权”，在任何情况下，解决争端的办法均不受法律条条框框的局限，为了道德的正义性和实际情形的妥当性以及个案处理结果的公正，以天理、人情和道德来纠补法律的刚性，即所谓的“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往往是被许可、被褒奖的，大众也对此津津乐道，因为这样可以达到符合公正和人情原则的处理结果。
与传统中国司法实质性价值取向不同的是，从罗马法时代开始，即强调诉讼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在某种程度上对程序正义的重视超过对实质正义的重视，程序正义被放在了首位。近代西方在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支配下，法律缔造先驱们对于打造一部无所不包的、全能的、完善的法律机器充满了信心，他们信奉，“只有立法者制定的才是法律，而其他的都不是”，相信法官只要根据已制定的法律就可以找到解决所有纠纷的答案。因此，出于对所打造的法律机器的自信以及对法官擅断的恐惧，强调法官的任务就是严格地执行法律，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法官被理解为仅仅是法律的发声器。但是，过度的理性却割断了法律制度和法律正义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之间的脐带。例如，西方近代民法典中“人被作为抽象掉了种种能力的个人并且是以平等的自由意思行动的主体被对待”，但是，“这种处理致使在各种情况下从人与人之间实际上的不平等、尤其是贫富差距中产生的诸问题表面化，从而产生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9]。形式平等并不能掩盖经济地位上的强者对弱者支配的实质上的不平等的现实，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分离使私法的平等价值发生了分裂，私法体系的价值产生紊乱，私法不能显示出它的规范作用。对此，现代西方民事立法、司法对实质正义予以了特殊的关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私法进行了修正[10]，一是现代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情势变更”、“权利禁止滥用”等一般条款的出现，以及相应的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二是现代民法对“具体人格”的重视，“不平等的具体的人”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表现在出于对劳动者、消费者、中小企业等相对弱势的群体的关注，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现，以及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社会法的产生。三是由自己责任发展为社会责任，即虽在违约责任及一般侵权责任中仍然坚持自己责任即过失责任原则，但对于许多特殊侵权行为规定了无过失责任即严格责任，此外还导入了与民事责任无关的损害补偿制度。
３、和谐价值取向下的纠纷调解机制与现代西方对调解机制重视的契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11]。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基础上，传统中国人认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就是对宇宙秩序的破坏”[12]。因此，强调“法天”、“法地”、“法自然”，其价值目标是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对破坏和谐的诉讼予以极力反对，“全部司法制度都视调停”[13]。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观投射到具体的制度上，从周代开始，官制中就设有调人之职，“司万民之难而和谐之”的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官员，后历朝官员百姓均乐于以调解来解决纠纷，明朝时，在乡里设立了专门机构“申明亭”，由里长、里正调处民间纠纷，清朝时，中央和地方的立法中涉及民间调解的内容就更多了。影响到今天，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均倾向于调解解决。
由于调解机制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减轻当事人以及司法部门的讼累，又可以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卡罗尔·琼斯指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中和人际之间的联系和人际关系网络,而这一切在商业活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能够产生出对商业交易尤为重要的信任感和减少风险的作用,它因而成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社会资本”的宝贵部分[14]。当代中国所独创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还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在国际上享有“东方之花”的美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甚至在1980年9月拟定了一项《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15]。
二、形似而精神、价值追求及内容却迥异——对契合现象之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存在着一些与西方现代法律发展趋势有某种契合的元素，但两者实质上却截然不同。脱胎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宗法伦理社会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产生于商品经济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西方法律文化在总体精神、价值追求和内容等方面均大异其旨趣。
１、中国传统集体主义观念，建立在“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基础上，不仅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肯定义高于利，而且认为义可以取代利，另外，“古人惯以忠、孝并提；君，父并举，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纵没有将二者完全混同，至少是认为家、国可以相通，其中并无严格的界限”[16]，因此，整个社会奉行义务本位，强调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个人正当合法的权益受到压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忽视，甚至自由被视为法律的对立面，以致“真正自由的权利从未存在”[17]。在这样的法律之下，个人既渺小又无足轻重，集团的存在高于一切，个人只有服从他（她）所依属的集团，才有生存的必要和价值，“传统义务本位观念所造成的权利意识淡薄影响着我们至今难以形成现代意义的权利和义务观念”[18]。
现代西方虽然强调集体利益，但只是对其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给社会和他人带来消极影响的一种反动（霍布斯曾形象地描述过极端个人主义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在西方人观念中，个人主义仍是信奉的圭臬，与此相应的是，西方的基本制度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并始终以权利为本位，“他们制度的重要职能之一，是要帮助确定和实现每个人的权利”[19]。以狄骥“社会连带学说”为代表的力倡集体本位的学说虽在西方世界曾风行一时，但对集体利益过分的强调，却最终酿成了法西斯独裁的恶果，“二战”后，新自然法学兴起，包括战争期间奉行集体本位的德意等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基本制度又重新回归到个人本位。
２、在法律实质性价值取向方面，两者同样也大异其趣。中国传统司法活动中，法官由儒家化的官僚兼任，司法活动追求片言折狱的智慧,在审理案件时奉行的是大众化的实质性思维，注重内心的直觉，司法官主张“原心定罪”，强调“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根据人的主观意图是否符合道德情理来定罪，司法活动“重艺术论轻科学论”[20]。无程序观念，采用专横的、主观的且残酷的纠问式审判模式，刑讯逼供贯穿于审判的始终，恐怖几乎成了民众对审判的总体印象，甚至连百姓顶礼膜拜的“清官”断案也不例外[21]。法律始终未形成“方法认的自治”[22]，沦为政治和道德所要求的工具，在法律运用上可深可浅、可方可圆，由统治者任意掌握，灵活运用，造成了司法的随意、专横和黑暗，阻碍了法律的发展，不利于民众法律信仰的形成。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素有重视程序的传统，从古罗马时期开始，在司法活动中，人们直接通过法律程式接受法的应用，司法官在自由裁量方面实际上受到程式的限制[23]。现代西方法律对实质正义的重视，仅是对其自身过分强调形式正义而造成的法律适用的僵化和裁判的极端不正义的后果的一种反动，但其司法活动仍然以程序正义为根本。突出的表现如美国对前橄榄球名星辛普森的世纪之审，经过况日持久的诉讼，最终刑事判决其无罪，但民事判决其承担巨额民事损害赔偿责任。造成这种刑事与民事判决截然不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警察的非法取证，其取得的证据属“毒树之果”被法庭作为非法证据而排除。从该案中可以看出西方司法追求的旨趣：西方始终强调程序正义，与诉讼有关的一切活动都在正当的程序下进行。严格的程序对保障人权，保障诉讼正义起了重要的作用[24]。
３、在对调解重视表象相似的背后，两者精神旨趣方面的差异更大。古代中国，调解目的是为了达到“和协”、“无讼”的效果，以建立一个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者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的社会。因此，法律与道德不分，两者处于直接结合乃至浑然一体的状态，“法律精神只是道德精神的劣等代用品”[25]，道德和宗教是比法律更重要有效的社会控制力量。各朝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无讼”的目的，发明了“拖延”、“拒绝、感化”以及法设“教唆词讼”罪等息讼之术以平息诉讼[26]，造成了“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27]的结果，使得人们正当的需求受到压抑，合法的权利无法得到实现，社会在僵化保守中难以发展。同时，这种否认个人的主体人格和意思自治精神，仅以国家权力将道德伦理秩序强加给各个利益主 体的后果，就是使法律不能取得其实效”[28]，另外也助长了社会对法学的厌恶之风，于是，法学也就不可能有较深入的研究。
与古代中国法律与道德浑然一体所不同的是，西方社会从古罗马时期开始，“人们不再把宗教与道德同世俗秩序与法混淆在一起，承认法有其固有的作用与独立性”[29]，而且“在西方的历史中，人们一直周期性地求诸法律抵制社会中通行的政治和道德价值”（伯尔曼语）[30]，西方法律相对独立于道德发展，使得法律具有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形式理性”和昂格尔所阐发的“方法论的自治”的特征，法律和法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代西方对调解机制的重视，仅仅是出于对西方社会重斗争和对抗传统所导致的诉讼爆炸后果的一种反动，虽然如此，但西方解决纠纷最主要的机制还是司法途径，举美国为例，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人爱法律如爱父母”，温伯格也曾说过，美国人“对法律抱着几乎不可思议的信仰”[31]。今天的西方人遇到纠纷，其首选的解决之道仍是通过诉讼解决。
三、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途径——向西方学习，全面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
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大业，正如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所提示的那样，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32］，从韦伯的论断出发，那么，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精神动力应从何处寻觅呢？笔者认为，从取法原创的角度出发，应当从法治的诞生地去寻求精神力量。
正如学者研究所揭示，法治是西方理性文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是西方法的传统精神。它内涵极其丰富，至少应包括：（1）自由、民主、人权、权利本位；（2）有限政府、权力制衡；（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法律至上。法治不仅仅是一种统治方式和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价值目标[33]。反观我国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以人身依附为条件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社会结构，以皇帝的独尊为特征的专制皇权主义和以儒家为正宗的意识形态体系，构成了传统法律文化机制的固有格局”[34]，这种法律文化奉行人治主义，泛刑事主义和泛道德主义构成法律的主要特征，与法治精神实质及内在要求，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甚至完全背道而驰［35］。总的说来，“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也并非没有一些合理的成分可供现代社会借鉴和继承。但是，从总体上看，传统法律文化的结构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却格格不入并已经成为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育、成长的重大障碍”[36]。对于某些西方人颂赞中国文明，鲁迅先生曾揭露过，是为了增加他们观赏的兴趣，动机是可疑的[37]。笔者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某些元素的关注，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后工业社会时期西方社会自身法律危机的一种应对，是后现代思潮在法学领域的投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法律中存在一些危机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华文明的世界了，对于这些人，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给予了批评，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38]。因为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对今日中国建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主要途径是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
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地区纷纷效仿、移植西方法，传统社会中丰富多彩的世界法律文化都趋向于以西方范式的现代型法制[39]。中国现行基本的法律制度、法律概念都是西方移植的结果，今天达成的法治共识，其基本价值体系和核心精神也都是来自于西方。即使是那些极力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积极捍卫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地位的学者，也不得不借助西方的观念和理论来解释传统法律文化，并论证其现代价值。在当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已成功加入ＷＴＯ的今天，只有在法律制度上与国际进一步接轨才能为国际所接纳，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全面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这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的过程。那种固步自封弃西方悠久的法治文明不顾，一切从头做起，耗费大量成本从“反法治成分是主要的”本土资源中去寻求点滴“法治”的因素，除了能满足一些崇古、信古、好古者“中国古已有之”的虚荣心外，只能使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爬行，拉大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治现代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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