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门巴族和门巴族的习惯法

肖寒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四川 成都610041）



摘要：生活在西藏的门巴族，做为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有着其独特的习惯法。本文介绍了门巴族的历史概况和现实的人口状况，对门巴族的习惯法：刑事习惯法、婚姻习惯法、家庭和继承习惯法做了简要的介绍。
关键词：门巴族；习惯法；招赘婚；服役婚


一、 门巴族
(一)门巴族的历史概况
我国的门巴族主要分布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门隅地区以及墨脱、错那等县。“门巴”一词原是藏族人对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门隅一带人的称呼，意思是“住在门隅的人。”后来成为了门巴族的自称。公元823年设立于西藏拉萨大昭寺前的"甥舅和盟碑"记载：“孟族”等族向吐蕃王朝“争相朝贡，俯首听命”。这个孟族，即包括门巴族。藏文史籍《红史》记载，早在松赞干布时代“南自珞与门……等均置于吐蕃统治之下”。此后吐蕃和门巴等族人民的交往不断发展。吐蕃王朝的疆界南方包括门隅地区，门巴族是王朝的属民。当时门巴族地区由吐蕃王朝派藏族官员统治。
13世纪，门隅作为西藏的一部分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初叶，藏族帕竹地方势力统治西藏以后，门隅地区成为竹巴噶举派的世袭领地。17世纪中叶，达赖五世统一了西藏， 在门隅地区建立了宗本衙门，扩建了达旺寺，开始了政教合一的统治。其后，西藏地方政府把门隅地区划分32个“错”(个别的称为“定”，相当于区)。并在这里实行“僧差”制度，征收赋税，支派“乌拉”。19世纪，清朝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为加强对门隅的统治，在门隅的首府达旺，建立了叫做“达旺细哲”的全区性行政委员会，负责处理重大的行政、宗教、边境事务。西藏地方政府每年派专人到门隅征收征购大米，专管该区盐米等经济贸易。
19世纪中叶，有部分居住在门隅地区的门巴族在不堪西藏封建农奴主的压迫和剥削，东迁到地处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墨脱。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不断侵犯中国西南边疆。1914年，英帝国主义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在会外，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企图将门隅、珞瑜和下察隅等共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对此，历届中国中央政府从未予以承认。
门巴族社会同藏区一样，西藏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三大领主占有门巴族地区的绝大部分土地、山林、草场等，门巴族人民大部分是他们的农奴和奴隶。门巴族人民不堪忍受三大领主的压榨，曾多次以破坏运输、抗捐逃亡等方式，进行反抗。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党和人民政府派工作队深入门巴族地区访贫问苦，帮助发展生产。1959年，门巴族人民和藏族人民一道，支援人民解放军平息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叛乱，实行了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胜利，大大激发了门巴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发展生产，建设家园；同时开山筑渠，改良土壤，逐步实行科学种田，改变了过去那种“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门巴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住上了新房，安装了电灯。各地修筑了公路，江河上架起了钢索吊桥。乡、村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并培养了一批本民族的医生和卫生员，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门巴族地区还普遍办起了小学和夜校。1964年，国务院正式确认门巴族为单一民族。
（二）门巴族现实的人口状况
“门巴族人口总数约四万，但是由于‘麦克马洪线’对门巴族民族分布地区的分割，印度独立后继续占领中国门隅、珞瑜和察隅等大片领土。1990年中国进行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仅能对‘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门巴族人口进行精确统计。计有7475人[1]。”其中墨脱县6064人，错那县、米林、乃东、拉萨以及林芝等地尚有部分。而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门巴族人口总数为8923人。
二、门巴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
（一）刑事习惯法
门隅地区一般民间纠纷先请当地头人解决；头人不能解决时，报请达旺寺处理。达旺寺内设有类似法庭与监狱的机构。头人将案件报请寺院处理时，寺院即按照传统的习惯法处理，一般的斗殴者要缴纳罚金或者是罚劳役，偷窃者赔偿与原物相比三至九倍的物品或金钱，杀人者偿命价。（在墨脱，寺院领主所属农奴，未经寺主同意婚配而生子女者，要受鞭打或没收财产处罚。偷盗者，罚赔偿原物3至9倍。或砍手。）寺院虽有监狱，但是只供临时扣押人犯，寺院很少判徒刑，一般在缴纳罚金或者是责打后即行释放，传人由头人负责。
遇有案情不明的事件则实行神明裁判，有赌咒、嚼米、沸水中取石、“热锅取石”、脚踏烧烫的石板等方法。遇有较重大的案件时，如杀人械斗，则须报告错那宗。“在藏历11月至次年3月，这一地区与外界的交通因大雪封山，阻塞了一切交通，所以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纠纷均由头人或者达旺寺处理。如果不能解决，也要等到次年雪化，道路通畅时才能报请错那宗处理，而错那宗则依照西藏地方的法律处理，如果有涉外等更为重大的事件，则要报噶厦以及驻藏大臣来处理[2]。”
可见，在门巴族社会中，刑事案件中没有严格的诉讼、司法和审判程序，司法和审判裁决都集中在宗本、寺主和贵族的手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主要是遵循习惯和当权者的意志以及神明裁判。
（二）婚姻习惯法
1、通婚范围
门巴族中父系亲属之间严禁婚配；姨表不婚。社会上认为姑表婚是好的，是应该优先的婚姻。父系血亲或母系姨表亲戚之间被认为同是一家人，“血肉一模一样”，绝对禁止交往与婚配，否则耻如猪狗，将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与习惯法的严厉制裁。姑舅表婚则为人们所称道。“尤其是认为舅表婚（即姑姑的儿子娶舅舅的女儿）为最好。认为这种婚姻是一家人中的一家人，是亲上加亲。这种单向或双向的姑舅从表婚，不仅在亲属制度中完整地表现了出来，在现实的婚姻中也大量存在。在这种婚配关系中，舅舅一方享有婚配的优先权。姑姑的孩子必须娶或嫁舅舅的孩子，人们普遍恪守这一古老的习惯法规。倘若姑姑家在择偶时违背惯例同他人结亲，舅舅有权干涉，甚至没收外甥女所得的财礼。舅舅家往往还要诅咒姑姑家有不测之灾。遇到这种情况，姑姑家必须带上礼物来向舅舅赔罪，求得宽恕。如果舅舅家没有合适的儿女成亲，姑姑家也得事先征得舅舅的同意方可与外人结亲。这种习俗，正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舅权”的形象反映[3]。”
在门巴族中，同辈兄弟和从兄弟之间可以转房，兄弟中有一人死亡，可以纳其妻为己妻。转房必须在发丧后一二年，并取得女方的同意之后才能举行。严禁不同辈分之间的转房。婚姻没有民族限制，除了主要在门巴族本民族内婚配之外，也有与藏族和珞巴族等民族的通婚的。门巴族的婚龄一般是18岁左右。女儿也有14、15岁就婚配的。门巴族人认为早婚好，可以早生子女，增加劳动力。
2、 择偶说亲
门巴族的婚姻，要求门当户对的阶级色彩不明显。一般是父母作主，但是青年男女自由相爱之后，父母多数是支持的。为他们请媒说亲。有少数是父母包办的，但也要求得子女的同意，个别没有取得子女同意而结婚的，往往要发生纠纷。许多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之后，通过朋友转告自己的父母，在家里经过商量之后，请媒人去找女方父母说亲。媒人多是会说话的上年岁的男方的亲戚和朋友。同时还有少数被众人公认的常常被请做媒的人。媒人到女家两次或多次，到婚事结束时，由男方给媒人一定数量的物品或酬金作为报酬。有的在婚前已经有了性关系，而又因故决裂不能结婚的，如果已经有了孩子，则男方要负担一部分抚养费。对于私生子女，社会舆论不歧视，对于这种未婚男女的关系，由他的父母过问和教育。社会上歧视妇女的观念不明显，如墨脱县的门巴族中多数没有包办婚姻。
3、婚姻形式
门巴族的婚姻形式，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同时由于经济和历史、社会的原因而形成的其他婚姻形式，如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以及招赘婚，服役婚等[4]。
招赘婚，在门巴族的家庭中，招赘婚组成的家庭大约占家庭总户数的一半。在人们的观念中嫁和娶不分，入赘受到舆论的普遍欢迎。青年男女订婚后，决定女嫁夫家还是男赘女家，主要根据两家的劳力而定，女家若无男子，缺乏劳力，一般都是男到女家。入赘家庭男女地位平等，一般是主妇当家，赘婿可以继承岳父家的财产。赘婿往往还将妻妹纳为己有，妻姊妹婚有不少就是产生在这种入赘的家庭。
服役婚，门巴族的青年男女尽管有恋爱自由，但是否成婚则要看家庭的经济实力。因为无论是娶媳还是招婿，均要交一定的彩礼，以作为对对方丧失劳力的补偿。还有男子到女方家劳动以支付彩礼的服役婚。男到女家劳动，是由双方家庭共同商定的，媒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上门劳动的期限为两三年。服役期满后，男方才能带妻子和孩子回家。多数家庭都会送给女婿和女儿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帮助他们组建一个新的家庭。
4、 离婚
离婚多半发生在多妻或多夫家庭，尤其是多妻的家庭常发生离婚。双方都愿意离婚的家庭财产平分。一方提出离婚的，要赔偿对方一部分财产。如提出离婚，又赔不出东西的，要上交给宗本解决，提出离婚的一方要挨鞭打。
（三）家庭和继承习惯法
门巴族家庭中，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有的家庭女子掌握经济大权，地位甚至高于男子。男娶女的家庭占了多数，但男到女家上门入赘的户数约占到一半。入赘男子在女子家中地位并无贵贱之分，在家庭中享有平等权利。并可继承财产，如同岳夫家亲子女一般。
门巴族家庭中，父母死亡的，儿子和未婚姑娘都可以继承家庭财产，如果分家，可以均分。已出嫁的女儿，一般不分，困难十分大的，可以分给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张宗显著：《花地之家——门巴族》，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一），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西藏人民出版社。
[3]《门巴族社会历史调查》（二），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西藏人民出版社。
[4] 关东升主编：《中国文化大观》(西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法治、人治、还是法官之治？
——论“定罪”的自由裁量权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谭千花 杨建国


[摘要]
　　“罪由法定”和定罪的自由裁量权从本质上看，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犯罪的复杂性和刑法规定的有限性，是法官具有定罪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基础；“徒法不能自行”和法官不能拒绝裁判，是法官具有定罪自由裁量权的根本原因。因此当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处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区域，或审判人员对相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存在不同的解读时，法官对被告人定罪与否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但应当遵循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探讨法官定罪的自由裁量权，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Abstract
　 In essence, the nature that “Crime is statutory” and the conviction discretion are in an opposit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The complexity of crime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n regulations stipulated in the Criminal Law, becomes the objective base for the judge to exercise conviction discretion; and the fact that “Law cannot work on its own” and that the judge cannot escape verdict,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judge having conviction discretion power. Therefore, when transgression of the defendant was in a vague position between crime and non-crime, or when the understanding varies among different judges towards the same law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s, the judge shall have the discretion power to decide whether the defendant in question is guilty, which shall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 that give the accused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To probe into the conviction discretion possessed by the judge has its significance to the socialist nomocracy.

[关键词] 　　刑事审判 　　自由裁量权　　 定罪的自由裁量权

key words　　criminal judgment 　discretion 　 conviction discretion


　　尽管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两高”也为统一定罪的标准作了大量的解释，但因审判人员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不同解读，或因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处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区域而使审判人员的认识发生分歧，当罪与非罪成疑时，对被告人定罪与否完全取决于法官的意志，从而使定罪问题蒙上浓厚的主观色彩。由于这一现象与“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相悖，人们难免会问这是法治、人治、还是法官之治？有的甚至著文质疑“法官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到底有多大？”
　　法官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法官对被告人定罪与否有无“自由裁量”的权力？在我们构建法治社会的今天，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一、“罪由法定”的相对性，自由裁量权的必然性。

　　罪刑法定包括“罪由法定”和“刑由法定”两个方面，其基本涵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因此定罪时要遵守“罪由法定”的原则，“量刑”时要遵守“刑由法定”的原则。在“刑由法定”的前提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对被告人作出是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的判决，虽然人们可能对个案裁判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出质疑，但不会否定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在“罪由法定”的原则下，法官对被告人有无定罪的自由裁量权，却因对“罪由法定”的认识和理解不同而产生分歧。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卡里亚就认为，“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利”，因此法官只不过是 “法律的喉舌”（孟德斯鸠语）。由于罪刑擅断是公民权利和法治社会的大敌，因此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仍有一席之地。人们普遍认为“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只是现行刑法规定幅度内的量刑权”，有的学者甚至干脆将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称之为“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注1从而否定了法官定罪的自由裁量权。
　　笔者认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法律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运用法律的权利，说到底，是法官的认识、判断、评价和决断最集中的反映。由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所以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或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都必须对被告人罪与非罪作出自己的抉择，其“自由裁量”的主观性是勿容置疑的。
　　“罪由法定”有两层涵义，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罪与非罪要从法律的规定。前者界定了罪的范围，后者确定了罪的构成。相应的，定罪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范围，第二是该行为是否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
　　就定罪的第一层涵义而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有限的。我国1979年颁布施行的刑法中规定了类推适用制度，类推显然超出了“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范围，这就给法官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据。是否适用类推和类推何罪，法官有权自由裁量。但“类推”赋予法官的权利实在太大，“权力滥用”的风险太高，因此刑法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且规定必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1997年我国颁布施行修正后的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官没有了对被告人定罪的自由裁量权。
　　定罪的第二层涵义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刑法规定有清楚明确的标准，罪与非罪的界限非常清楚，不会因为法官不同而对 “罪与非罪”产生歧义。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定罪时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律的喉舌”。如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只要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定罪处罚。法官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行为人定罪，就没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另一种情况是刑法对个罪的规定比较原则，罪与非罪没有清晰绝对的界限，需要法官对法律进行解读或对是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作出自己的判定。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的主观认识和判断对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刑法分则中以情节是否严重认定犯罪与否的规定，当缺少明确具体的立法或司法解释时，法官对“情节是否严重”的认定，就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
　　由于刑法是利用过去的经验，立足于现在而着眼于未来，因此无论多么高明的立法，在丰富而复杂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面前，相对于犯罪而言都是滞后的。全世界没有一部，也不可能有这样一部完美无缺的刑事法典，可以把现在及将来的各种犯罪及犯罪形态包揽无遗，从而让法官纯粹只是“法律的喉舌”。我国的刑法也不例外，自产生之日起，法律漏洞和缺陷就如影随形，法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其司法经验、知识水平和社会阅历，不可避免地在弥补刑法的缺陷和不足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罪由法定”天生就是一个畸形儿，在司法实践中必须有自由裁量权的扶助，就如约翰•格雷所言：“归根结蒂，立法机关所说的只是语言，而这些语言的真实意义是由法官来说的”。要排斥法官在定罪中的自由裁量权，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二、“定罪”的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了六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其中第一种与我国《刑法》第十五条相呼应，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规定既具有“刑由法定”的立法意义，也具有是否构成犯罪由法官裁判的司法意义。就其司法意义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这种自由裁量权在一些疑难案件的审判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立法冲突导致罪与非罪的界限混淆不清，给定罪造成困惑。
　　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第七条，所谓“情节严重”是指“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在“三人”或“三次”以上。由于“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在“三人”或“三次”以上就要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哪怕是只有“一人”或“一次”，都认定构成犯罪，而且比照上述规定的理刑范围，对被告人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解答》的法源即１９９１年９月４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三条也明确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情节较轻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可见“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行为并不当然都构成犯罪。
由于立法的冲突，当“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行为情节较轻时，对同一行为认定罪与非罪都有法律依据，这是令人非常困惑的。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起诉到法院的，均以犯罪论处；处以治安处罚的，也不是错误。行为人罪与非罪，取决于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

（二）立法缺陷使法律之间的规定缺乏有机的联系，导致定罪中出现分歧。
　　被告人某甲与其妻因家庭纠纷矛盾激化，将其妻撵出家门。民警接报后前往处理，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民警皮肤被抓伤。某甲因此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天。拘留期满后某甲回家与妻和好并外出打工。一月后警方以某甲的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为由，撤消对某甲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并通过网上追逃将某甲抓获并刑拘，随后移送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第（七）项规定，“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按照上述规定，“是否使用暴力”是确定被告人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属一般违法行为还是犯罪的分界线。有的审判人员认为，被告人某甲在阻碍民警依法执行职务时使用了暴力，因此其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但有的审判人员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仅是对法律的机械理解，也是根本不能施行的。当执法对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执法行为持抵触情绪，特别是涉及征地拆迁等比较敏感的问题时，往往会伴有暴力或威胁行为。如果都以犯罪论处，既不符合刑法立法的基本精神，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对执法对象的暴力或威胁行为应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构成犯罪”。被告人某甲与其妻只是家庭纠纷，民警处理时虽然皮肤有抓伤，并无大碍，公安机关处以治安拘留并无不当。被告人与妻子和好外出打工后，公安机关又以妨害公务罪通过网上追逃将其抓获并移送起诉，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是令人遗憾的。之所以出现上述分歧，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九条第（七）项关于“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的规定过于绝对，如果将之改为“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从而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相互衔接，这个案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三）对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不同理解，导致定罪中出现分歧。
　　例如被告人左某某盗窃案。左某某伙同他人于2005年6月6日和同月7日，两次盗窃十字扣件共计150个，价值人民币540元。因不到1000元，在重庆市不属盗窃数额较大，不构成犯罪，公安机关遂对其治安拘留15日并处罚完毕。此后查明左某某于2005年5月下旬的一天，还伙同他人在一建筑工地盗走了价值人民币972元的三相交流电焊机一台。公安机关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 “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的规定，认为左某某的行为已构成犯罪，遂撤销处罚决定，移送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有的审判人员同意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意见，但有的审判人员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2年12月11日发布的《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一项规定，“对于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应累计其盗窃数额，论罪处罚。对已经处理过的盗窃行为，即使原处罚偏轻，也不能重新计算其盗窃数额，重复处罚”，因此对左某某伙同他人盗窃扣件150个的违法行为，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左某某伙同他人盗窃的电焊机价值未达到1000元的立案标准，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处于罪与非罪的模糊区域，需要由审判人员分析认定的案件，主要是刑法分则中以情节是否严重定罪，且缺乏具体定罪标准的的案件。如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对诬告陷害罪的规定，第二百四十六条对侮辱罪的规定，都是以情节严重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但何谓“情节严重”并无相关的司法解释，事实上面对“诬告陷害”和“侮辱”罪情节的复杂性，恐怕也不可能作出一一对应的司法解释，因此只能由法官根据案情“自由裁量”。

三、自由裁量权的原则和限制
　
　　人们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提出怀疑是确有道理的，因为任何权利都具有扩张和滥用的本能，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任何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都要到达边界时才停止,没有边界的权力是一种无休止的任意性的权力,必然弊害无穷”。“定罪”的自由裁量权与罪刑擅断、司法专横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如果我们不为它设定一个“边界”，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法官或其他司法人员滥用自由裁量权，上下其手、出入人罪的现象，甚至给权力寻租创造条件，使自由裁量权成为司法腐败的工具。
　　我们的立法者们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不仅体现在新刑法对类推适用规定的废弃，而且体现在新刑法颁布实施以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刑法条款不断作出的解释，对罪与非罪界限模糊的加以细化，使之明确具体。如对盗窃罪中的数额较大的具体金额的确定及调整；对如何认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情节严重，制定出具体标准和范围；非法购买和运输赃物罪的犯罪对象为汽车时，对如何认定被告人是否明知设定具体条件。这些司法解释有效地限制了法官定罪的自由裁量权，给定罪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