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回顾】

河南“天价过路费”案

河南禹州农民时军锋逃避高速公路高额过路费，案发后让哥哥时建锋顶罪。

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时建锋为牟取非法利益，非法购买伪造的武警部队士兵证、驾驶证、行驶证等证件，并购买两副假军用车牌照，悬挂到自己购买的两辆自卸货车上，雇用他人驾驶车辆，通行郑石高速公路运送沙石，累计骗免通行费368万多元。

2010年12月21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时建锋无期徒刑，并处罚金200万元。

因不堪压力，后时军锋自首。随后，法院表示因时建锋在审讯过程中新供称有共同犯罪嫌疑人，原判事实出现新的证据，决定对该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

不少媒体分析，“天价过路费案”之所以震动全国，引起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和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所犯的“低级失误”不无关系。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通报所言，该案的判决存在着“审查不细、把关不严”等问题，判决结果“损害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形象，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司法的公信力”。

当众多人把矛头对准司法公信力的时候，是否又有人对公众的感受来想，368万元过路费的真实存在，可能比这笔过路费掺水造假，法官审查不严问题更加严重。后者可能只是事关一个交通收费机构的诚信，那么真实的天价过路费，则让大家看到了，高额公路收费究竟有多高。这个案例带给人们的心理冲击，不是一个小小的法庭所能承受的。百姓想省钱，地方政府、企业、银行想盈利，造成这样的局面无不反映了各利益方的相互牵制。

我们不禁要问，我国的公路还是“公”路吗？类似的问题似乎已无需作答。在2006年我国十大暴利行业名单上，高速公路业与房地产等行业比肩而邻。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正是基于公路本身的“公益性、公共性”。我们姑且认可“收费还贷”的正当性，那么是不是也应当厘清相关部门所收费用之中，到底有多少是用于还贷以及道路建设和维护的，又有多少是用于私利的呢？

在我国收费公路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有媒体甚至用“狂热”来形容我国的收费公路建设，为此，众多司机甚至不得不尝试各种办法躲开那些收费站。然而，利用收费公路大肆敛财的做法，亵渎了法律，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障碍，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它不仅大大提高了区域经济之间的物流成本，阻碍了区域间经济的互补，还严重影响了公路的利用率和运输效率，制约了旅游、运输等与交通行业密切相连的行业的发展。同时，收费公路衍生出来了一系列腐败问题。转让、收费，一系列过程的暗箱操作，直接导致了收费公路大量成为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谋利的工具。一些公路违规收费，公路转让经营权不规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也借此突破政府还完贷款收费即中止的底线，使收费公路延续不断地成为向社会吸取的“提款机”。

实际上，公路不是“私路”，理应姓“公”。作为公共产品，人们通行时还要交“买路钱”，如此这般，公路还姓“公”吗？退一步讲，在现有的国情下，收费偿还公路贷款，中国的老百姓虽不情愿，但大都积极配合，但问题的关键是：当前路桥收费状况严重不透明，各种相关信息根本不公开。作为各种公共设施的最终拥有者和使用者，公众有权知道路桥贷款的清偿规划、收费中用于偿还国家贷款的比例，更有权就相关收费要求举行价格听证。比如说，贷款一旦还清银行，就应立即停止收费。而在这些问题上，有关职能部门从不公开、一致缄默的态度，显然是非常不正常的，这才是“收费还贷”变成真实谎言、闹剧的根本原因。

自1984年国务院出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政策以来，各地利用这项政策为国家筹集了大量的公路建设资金，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公路事业特别是高等级公路的发展。但目前我国收费公路的审批和监管体制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级政府既是公路的审批者，又是监管者，“内部自行管理”的局面成为监管漏洞的根源。一些收费公路甚至已经成为了地方财政的“提款机”。“监督是政治文明的体现，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因此，笔者建议国家审计署或各地审计部门应该对各类路桥——无论是集资、投资、贷款、拨款修建的——进行审计，看它们的收费和开支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弊病。同时，主管部门应该承担责任，每年公布收支情况，明确停止收费的时间，接受公众和使用者的监督，这样才能确保政府的公信力和法院工作健康发展。

“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最终目标是为公众谋福利，造福于百姓，如果说“收费还贷”成了骗人的谎言，那么贷款修路的意义又何在呢？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孟琳
农业部 监察部 国务院纠风办


关于做好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的通知

农经办［2005］1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业厅（局、委员会、办公室）、监察厅（局）、纠风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监察局、纠风办：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04〕17号，以下简称中办发17号文件）精神，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现对做好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的重要性

　　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是新时期党中央、国务院赋予农村经营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职责。中办发17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对农村集体财务的审计监督。县、乡两级农村集体资产和财务管理指导部门，要切实组织好对农村集体财务的审计监督工作”，“村干部任期届满或离任时必须审计”。开展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是农村基层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促进农民群众选出作风正派、廉洁公正、为农民办实事的村干部,有利于强化村级财务管理的监督约束机制，有利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促进以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各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监察机关、纠风办要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从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角度，加强对这项工作的指导，认真开展和做好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工作。

　　二、明确审计对象和重点

　　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对象是行使村集体及村民委员会财务审批权和参与村级经济活动决策的村委会成员。对当年即将进行村民委员会换届的村要进行离任审计，对已完成换届选举的村要开展年度经济责任审计。

　　审计重点主要有：

　　（一）农村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

　　主要审计：任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指标是否增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成；村级集体资产是否增值和债务是否下降；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和民主理财等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等。

　　（二）财经法纪执行情况

　　主要审计：各项收入是否及时、足额入账，有无侵占、挪用、私分集体资金和私设“账外账”或“小金库”等问题；是否存在通过虚增债权的手段来虚增收入以及将收入或非法收入挂在往来账上虚增债务等问题；有无滥用职权侵占、挪用、平调集体资产和长期占用集体资金的问题；是否存在未按民主程序，私下交易变卖土地等问题。

　　（三）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1.集体资产处置。主要审计：村集体企业改制、“撤村建居”和并村过程中集体资产的处置情况，有无非法转让、转卖和侵吞集体资产的行为等。

　　2.债权、债务管理。主要审计：村里举债是否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按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是否存在以兴办公益事业为由擅自高息借款；是否擅自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抵押，导致新增债务；有无借债进行达标升级活动等情况。

　　3.土地发包、承包。主要审计：“四荒”等资源型资产的发包是否采取招标、拍卖、租赁、参股和公开协商等方式，是否签订规范的承包合同；村级基建工程建设是否公开招标，有无“人情”承包和“以权”承包等。

　　4.专项资金管理。主要审计：上级划拨或接受社会捐赠的资金和物资的管理、使用情况；土地补偿费管理、使用情况；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粮食直补资金的发放情况等。

　　5.财务公开。主要审计：财务公开是否全面、真实、及时、规范；村内“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程序是否规范，资金收取是否超标准、超范围以及资金的使用情况等。

　　同时，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当地党委、政府和农民群众要求审计的其他热点问题进行审计。

　　三、切实抓好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专项审计

　　各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监察机关、纠风办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将做好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纳入重要工作日程，精心组织，把这项工作切实抓紧抓好。要为专项审计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配备专门审计人员，安排专项经费，妥善解决审计人员工作补贴。各地要根据相关法律和地方性法规及农村审计程序的规定，认真研究部署，抓紧制定详细的审计计划，编制具体的审计工作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

　　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在对村干部进行审计和确定经济责任时，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既要找准问题，又要肯定成绩，分清前任与现任、个人与集体、失误与舞弊等责任的界限。在提出处理建议和审计决定时，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既不能放纵违纪违法行为，又不能单纯脱离实际情况找问题，挫伤干部的积极性。在审计中查出党政机关干部和村干部侵占集体资产和资金，铺张浪费等给集体造成损失的，要责令其如数退赔和赔偿，并由纪检监察机关给予有关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应当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审计结束后，审计结果要向全体村民公开。

　　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各级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监察机关、纠风办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大监督检查和工作指导的力度。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明确责任，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逐步实现农村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农业部　监察部　国务院纠风办

　　　　　　　　　　　　　　　　二〇〇五年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