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收集的证据的效力

刘顺航

非法收集的证据是指警察、检察官、法官以超越法律授予的权限、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以下简称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有悖于证据的合法性原则，背离诉讼程序公正、司法权力制约等现代化法治要求，但是非法证据又往往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和相关性，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有助于揭露犯罪。非法证据的这种特殊性质，在司法实践中常使司法机关陷入两难选择的境地：采纳非法证据能够证实犯罪，却等于默认执法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及后果；排除非法证据，则会失去指控犯罪的有力证据，甚至使罪犯逍遥法外。
一、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对非法证据适用排除规则
为了保障法律的正当程序不致受到损害，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禁止使用违法所得的证据，即当认为使用某项证据有碍法律的正当程序时，无论该证据有无客观证据能力（客观性、相关性），一律不准使用。美国最高法院于1914年在一个判例中首次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即法律实施官员违反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取得的证据，在审判时不得作为定罪的根据采用，目的在于防止政府官员为取证而违反法律正当程序，侵犯刑事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后来，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了排除规则。大陆法系国家在对待非法证据问题上最初采用“权衡原则”，根据案件情况权衡利弊取舍非法证据，在非法取证行为与放弃案件客观真实之间进行选择，两害相较取其轻，后来也逐渐向英美法系靠拢，逐步确立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但是对非法证据确立排除规则的国家，一般同时也确立了一系列不适用排除规则的例外，以免排除规则涵盖过宽，以致放纵犯罪。
排除非法证据规则，反映了理想的诉讼追求与诉讼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尽管它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效果有时确实令人不尽满意，特别是当一个实际有罪的人因执法人员的行为不当而逍遥法外时，很多人可能都会愤愤不平。然而，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在于通过摈弃违法取证的利益而遏制违法取证的行为，这种做法虽然可能会给社会利益以及被害人利益造成一定损害，但有利于防止社会利益以及组成社会的每个公民的权利受到政府权力滥用的侵害，实际上是符合社会要求权利保障的普遍利益的。
二、在我国确立合理的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
合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促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意义重大。首先排除非法证据是诉讼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司法活动，本质上要求将公正作为其最高价值。而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不能并存的时候，将程序公正置于实体公正之上，实行程序公正优先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共同选择。以合法手段收集证据，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诉讼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惩治犯罪的内在要求。采用非法证据，等于一方面要求公民必须守法，一方面却默认执法人员违法，并承认其违法后果。这样不仅被处罚的罪犯心中法律的公正观念荡然无存，而且产生间接鼓励执法人员违法行为的暗示，使宪法及法律有关程序公正的规定丧失其实质内涵。其次，排除非法证据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保障公民权利和有效惩治犯罪是刑事诉讼不可偏废的两项基本任务。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加强了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力度，强化了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与保护公民权利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由于社会上每个公民都是潜在的涉讼主体，都可能成为非法取证行为的侵害对象，因而非法取证行为对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存在潜在威胁。非法取证行为的目的就是要取得所需的证据，因而通过排除非法证据，否定非法取证行为及结果，来达到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第三，排除非法证据是文明执法的必然要求。文明执法要求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办事，禁止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非法取证行为与文明执法的要求根本背离。由于我国当前执法人员整体素质不是太高，加之历史上“重实体、轻程序”等思想影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都曾被认为是合法，更由于非法取证行为确有获取某项证据而揭示案情的实效，致使非法取证行为至今香火不断，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但司法实践中非法取证行为仍屡禁不止，这就使得我国当前文明执法的任务相当艰巨。如果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诱因，从而促进文明执法。第四，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于法有据。我国是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参加国，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依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有刑讯逼供的证据”，这一规定因我国加入该公约而具有国内效力，也是我国在诉讼中确立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依据。
如前所述，对非法证据采取排除规则，反映了理想的诉讼追求与诉讼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它虽然追求了刑事诉讼的绝对公正，但它是以牺牲实体正义即犯罪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为代价的。绝对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理想化的非法证据处理模式，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制环境和条件为依托。鉴于我国当前社会治安不好的状况还没有根本转变，重大恶性案件继续上升，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仍然猖獗，执法人员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不高的现状，如果在司法实践中绝对排除非法证据，将会削弱打击犯罪的力度。因此，根据我国的犯罪状况和司法水平，在对待非法证据效力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即坚持以排除非法证据为原则的同时，对排除规则作出必要限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根据违法行为强度与指控犯罪的严重程度权衡利弊，决定取舍非法证据，以求得在打击犯罪与维护合法诉讼程序之间达成一种较为均衡的局面，使法律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的作用能够得到均衡发挥。
三、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有关理论探讨和立法规定
在对待非法证据的问题上，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①：①排除说。认为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不能采纳为判决的依据，理由是：采纳通过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法所取得的口供及其他证据材料，就会助长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因此无论其内容是否查证属实，都不能承认其证据效力。②区别说。主张将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获取的证据相区别。理由是：刑事证据如果查证属实，可以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没有理由不予采纳。但不能因为采纳非法获取的证据就对非法取证行为加以容忍，对于非法取证行为，情节较轻的，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处理；情节恶劣严重触犯刑律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能因为手段违法而把“客观事实”认定为不是证据。③转化说。主张排除非法证据，但可以将其作为“证据线索”，依这一线索去获取合法证据，即将非法证据作为线索引申出诉讼中的合法证据。
在立法上，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严禁非法取证的原则。《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我国近年来颁布的一系列规范警察、检察官及法官等公安司法人员的法律中也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以及违反这一规定的罚责。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4条还规定了司法人员“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受害人取得赔偿后，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向上述行为的工作人员追偿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法律虽然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
针对上述立法缺陷，“两高”司法解释分别作了相应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中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两个司法解释宣告了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对证据来源合法性问题不予审查的历史终结，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大进步，但是其中限制排除非法证据的意图非常明显。这两个司法解释在对于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上都采取了绝对排除的原则，而对于非法获得的其他证据的效力则未作规定，这显然是考虑到我国目前违法犯罪呈高发态势、司法力量薄弱、违法取证现象大量存在的客观状况，从有利于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而作出的决定。但是反过来讲，其隐含的意思就是除了非法言词证据外，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其他证据可以采用，这显然有悖于刑事诉讼法关于“严禁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
笔者认为，在对待非法证据的问题上（包括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应当首先明确一律适用排除规则，只有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方可例外。在司法实践和实际操作过程中，应该根据非法取证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行为人主观过错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等来决定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例如非法言词证据。对于刑讯逼供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情形规定的较为明确，实践中不难判别。但对于利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如何界定，立法上缺少统一明确的标准。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取证对象的不同来区别对待：收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必须显示法律的威严，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内心感受到法律的威慑力，因此只有当使用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手段严重到超过必要限度时，所取得的证据才能认定为非法证据而排除；收集其他取证对象（包括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的陈述及证言，不能够象收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口供一样使他们感到有某种威慑，而是必须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的要求“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提供证据的条件”，如果使用了暴力、威胁、引诱、欺骗手段，无论情节轻重，所收集的证据均应视为非法加以排除。又如非法实物证据，只有经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且非法取证手段没有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或者可能影响证据客观真实的，才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总之，合理确定非法收集的证据效力，反映出一个国家的诉讼价值观念，表现了国家在依法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理性权衡，是我国的现实司法状况和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需要，对于加速我国依法治国进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2001年2月


注释：
①张穹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第258页。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


深圳经济特区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

　（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５日　深圳市人民政府第６０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 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处罚，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听证”，指行政机关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在作出决定前,由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 听取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与法律依据，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和申辩及意见的程序活动。
第三条 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没收等重大行政处罚的，应当依照有关行政处罚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实施听证程序。
前款所称较大数额罚款与没收，指对个人处以5000或5000元以上,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50000元或50000元以上罚款与没收。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前款规定的罚款与没收数额，市政府有关部门认为确需提高或降低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陈述理由与依据，经市政府法制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市政府批准后，方可提高或降低。
第二款所称没收，包括对货币、实物或其他财产的没收。
第四条 听证活动遵循公正、公开、独立听证原则。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听证必须以公开的方式举行。
听证应当一次完成；情况特别复杂时，可以举行多次听证。
第五条 市政府法制行政主管部门是听证活动的主管部门，并对听证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对本行政区域的听证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听证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向市政府法制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检举、控告。

第二章 组织听证机关和听证人员
第六条 行政机关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由该行政机关组织听证。以市政府或区政府名义作出的行政处罚，以及市政府或区政府领导签署明确处理意见的行政处罚，由市政府法制行政主管部门或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组织听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实
施行政处罚的受委托组织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 由委托行政机关组织听证。受委托组织不得自行组织听证。
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机关和组织作为组织听证机关。
第七条 听证活动由行政机关组织的听证组或独任听证员主持。
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处以300000或300000元以上罚款、没收等行政处罚的, 应成立听证组实施听证活动。听证组由首席听证员与2名以上听证员组成。
拟作出前款之外的其他需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由独任听证员主持实施听证活动。
第八条 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应当指定书记员，负责听证笔录的制作和其他事务。
书记员应当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并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第九条 听证员实行统一培训考试，持证上岗制度。
行政机关法制工作机构的人员或负责法制事务的专职法律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法律专业人士，可以担任听证员。
市政府法制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听证员实施统一培训考试，颁发听证员证书。听证员证书两年审验一次。
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将拟作为听证员的人员名单报市政府法制行政主管部门；区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将拟作为听证员的人员名单报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由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汇总报市政府法制工作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条 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由行政机关首长指定本机关法制工作机构的人员或者专职法律工作人员或其他法律专业人士担任。
首席听证员由组织听证机关负责人指定本部门工作人员或其他法律专业人士担任。
第十一条 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的主要职责：
(一) 决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二) 决定中止、终止或者延期听证；
(三) 决定听证员、书记员是否回避；
(四) 决定证人到场作证；
(五) 将有关通知及时送达当事人、案件调查人员、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听证参加人；
(六) 就案件事实、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依据与理由进行询问；
(七) 要求听证参加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八) 指挥听证活动，维持听证秩序, 对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予以制止;
(九) 对听证笔录进行审阅, 并在调查人员提出的处罚建议的基础上作出是否处罚及如何处罚的听证员行政处罚建议书。
听证员协助首席听证员履行第一款第(五)、(六)、(七)项等职责。
第十二条 首席听证员、独任听证员、听证员、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
(一) 本案调查人员;
(二) 是本案当事人或本案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或调查人员的近亲属；
(三) 与本案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
(四) 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 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听证的。
前款规定，适用于翻译人员、鉴定人或勘验人。
第十三条 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听证开始前提出。回避事由在听证开始后知道的，也可以在听证结束前提出。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行政机关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当暂停参予听证工作。
第十四条 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的回避，由行政机关首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决定。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回避申请，应当在申请提出3日内以书面形式作出决定。申请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予听证工作。行政机关对复议申请，应当在3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

第三章 听证参加人
第十六条 听证参加人指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案件调查人员、第三人、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
第十七条 听证参加人应当按照行政机关指定的时间、地点出席听证会、遵守听证纪律，如实回答首席听证员、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的提问。
当事人无故不出席听证会的，视同放弃听证权利。
第十八条 当事人指被事先告知将受到行政处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与所听证的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第三人，可以向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申请参加听证；或者由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通知其参加听证。
第十九条 无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参加听证。法定代理人之间相互推诿代理责任的，由行政机关指定其中一人代理参加听证。
第二十条 当事人、第三人、法定代理人除可以亲自参加听证外，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听证代理人；
律师或其他公民，均可以被委托为听证代理人。
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影响当事人的重大利益而当事人无力聘请律师为代理人的，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律师为其代理人，当事人不愿接受的，可以拒绝。指派律师的代理费由行政机关承担。
第二十一条 委托他人代理参加听证，必须向行政机关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必须载明委托事项。
侨居在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外国人及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从外国寄交或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必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没有使领馆的，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再转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第三国使领馆证明，或者
由当地的爱国华侨团体证明。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第三人解除听证代理人的权限，应当书面告知行政机关。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 要求或者放弃听证;
(二) 申请回避;
(三) 委托律师或者其他人士为听证代理人;
(四) 陈述、举证、质证、申辩；
(五) 对听证笔录进行审阅;
(六) 以工本价取得全部案卷副本。
第二十四条 案件调查人员是指某一行政机关内部承办行政违法案件调查取证工作的人员。
在听证过程中，案件调查人员应当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建议，同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进行质证、辩论。
第二十五条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席听证会，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参加听证的，可以提交书面证言。
无行为能力的人，不能作证。
第二十六条 法定鉴定机构及行政机关指定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有权了解进行鉴定所需要的案件材料，必要时可以询问当事人、证人。
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应当提交书面鉴定结论，在鉴定书上签名或盖章。鉴定人鉴定的，应当由鉴定人所在单位加盖印章，证明鉴定人身份。

第四章 听证的告知、提出与受理
第二十七条 行政机关拟作出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告知应当采用送达听证告知书的方式。
听证告知书应当列明下列事项：
(一) 当事人姓名、名称；
(二) 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摘要、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三) 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四) 提出听证要求的期限和组织听证机关;
听证告知书必须盖有行政机关印章。
听证告知书可以直接送达、委托送达或挂号邮寄送达。当事人签收的，应当填写送达回执。行政机关对送达行为负举证责任。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听证告知书次日起3日内提出书面申请。 当事人以挂号邮寄提出的，以寄出为准。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特殊情况耽误申请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3日内，可以申请延长期限，是否准许， 由行政机关决定。
当事人书面提出放弃要求听证的权利或者超出期限尚未提出听证要求的，不得就本案再次提出听证要求。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的，除超过期限外，行政机关应予受理，并出具收件回执。依法律、法规和本规定不应受理的，行政关应当在 3日内书面告知当事人不予听证。

第五章 听证的举行
第三十条 行政机关决定予以听证的, 应告知案件调查人准备行政处罚建议书。行政处罚建议书应当摘要载明主要违法事实、证据名称与处罚建议。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应当在当事人提出申请之日起3 日内确定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方式，并在听证举行的7日前,将听证通知书送
达当事人、第三人。
听证通知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 当事人姓名或名称;
(二) 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以及听证所涉及违法行为与主要事项和法律依据。
(三) 听证人员的姓名、工作单位；
(四) 当事人的听证权利、义务；
(五) 当事人准备证据、通知证人事项；
听证通知书应将案件调查人准备的行政处罚建议书副本作为附件。
听证通知书必须盖有行政机关的印章，并由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签名，通知书应署明通知作出时间。
当事人有特殊情况需要改变听证时间的，应当在听证举行3日前提出申请，是否允许，由行政机关决定。
第三十一条 听证人员在正式举行听证前的准备阶段应完成下列工作：
(一) 核对听证参加人的身份;
(二) 宣读听证纪律;
(三) 宣讲听证参加人的权利、义务；
(四) 征询当事人是否申请听证人员或鉴定人、勘验人、翻译人员回避。
第三十二条 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主持、指挥听证活动。
听证活动的基本方法为听证会。
第三十三条 听证会举行的步骤为：
(一) 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宣布听证会开始;
(二) 案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并举证;
(三) 案件调查人员提出证人发言、鉴定人宣读鉴定结论，勘验人宣读勘验笔录，并作出相应说明；
(四) 案件调查人员援引、阐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条款作为依据，并作出行政处罚建议；
(五) 当事人陈述、举证、申辩；
(六) 第三人发言、当事人提出证人发言, 鉴定人宣读鉴定结论,并作出相应说明;
(七) 当事人与调查人员相互质证; 经当事人要求并经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许可,鉴定人、 勘验人可以作出简要说明或补充说明；
(八) 首席听证员和其他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向案件调查人员、当事人补充发问,进一步澄清关键事实与证据;
(九) 双方就事实、证据、法律依据与处罚建议相互辩论；
(十) 当事人就事实、证据、处罚建议作最后陈述；
(十一) 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宣布听证会结束;
(十二) 由听证参加人阅读听证笔录并签名,可以修正、补充本人发言部份的笔录，并就其他人发言的笔录情况作出评论、声明。
第三十四条 听证的证据包括：
(一) 书证;
(二) 物证;
(三) 第三人、证人证言;
(四) 鉴定结论;
(五) 勘验笔录;
(六) 现场笔录;
(七) 视听资料;
(八) 当事人的陈述。
以上与案件相关的证据都应当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质证后确认。
当事人应当在听证会结束后3日内对事实、证据、 法律依据与处罚建议等提出书面意见，提交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不提交的，不影响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依法作成听证员行政处罚建议书。
第三十五条 调查人员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处罚建议的证据。
第三十六条 调查人员应当指明作出处罚建议的法律、法规条款，并提供作出该处罚建议所依据的规章与规范性文件。
第三十七条 听证会的活动，应全部制成笔录。听证笔录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 案由;
(二) 首席听证员、听证员、独任听证员、书记员的姓名；
(三) 听证参加人的姓名、名称、地址、电话；
(四) 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五) 案件调查人员提出的事实、证据、法律依据与行政处罚建议；
(六) 当事人陈述、举证、质证、申辩；
(七) 相互辩论情况;
(八) 听证参加人签名或盖章。
第三十八条 听证人员应当将听证笔录交案件调查人员和当事人及其他听证参加人阅读无误后签名或盖章。拒绝签名的，由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在听证笔录上说明情况。
听证参加人对自己发言部分的记录，可以修正、补充，对其他发言部分的笔录情况，包括修正与补充，可以作出评论、声明。
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应当对听证笔录进行审阅，并签名或盖章。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听证：
(一) 当事人死亡或解散,需要等待权利、 义务继承人的；
(二) 当事人或案件调查人员因不可抗力事件, 不能参加听证的;
(三) 需要对有关证据重新调查或鉴定的;
(四) 其他需要中止听证的情形;
中止听证的情形消除后, 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应当恢复听证。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听证：
(一) 当事人死亡或解散满2个月后,未确定权利、义务继承人的；
(三) 其他需要终止听证的情形。

第六章 听证员行政处罚建议书
第四十一条 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应当于听证或最后一次听证结束后10日内, 完成听证员行政处罚建议书。听证员与首席听证员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在听证员行政处罚建议书中简要说明。首席听证员与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均应在听证员行政处罚建议书末尾签名。
行政处罚建议书应当载明《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至四项的内容。
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认为不应给予行政处罚的，其行政处罚建议书内容不受本条第二款的限制，但须载明事实与理由。
第四十二条 首席听证员或独任听证员应当将行政处罚建议书提交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首长，由其首长作出决定。

第七章 听证活动的监督
第四十三条 市政府法制行政主管部门与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受理对听证活动中违法行为进行的检举、控告，负责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向本级政府首长报告和答复检举、控告人。
第四十四条 组织听证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的，市政府法制行政主管部门与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责令组织听证机关重新组织听证或纠正违法行为。
第四十五条 应当组织听证而不进行听证的，市政府法制行政主管部门与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责令有关行政机关组织听证。
第四十六条 听证活动中有重大违法行为或应当组织听证而不进行听证，并且已经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由市政府法制行政主管部门或区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提出撤消行政处罚决定的意见，报市、区政府批准。
第四十七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组织听证的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
鉴定费、证人误工费、交通费、误餐费由委托人或提供人垫付。调查人员行政处罚建议依法成立的，由当事人承担；依法不成立的，由行政机关承担；依法部分成立的，由当事人与行政机关按比例分担。
第四十九条 本规定由深圳市政府法制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条 本规定涉及的文书，由市法制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其他未尽事宜，由深圳市法制行政主管部门制定补充规定。
第五十一条 本规定自1997年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