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研究（上）

2000年12月18日 13:45 作者：龙宗智 来源：京,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证据开示（Discovery）（注：对Discovery的中文翻译， 国内有不同译法，一是发现，二是开示，三是展示，四是先悉。第四种译法是由审判前的证据知悉所作的意译。鉴于这一程序着重解决诉讼双方之间的信息互给，即揭示和出示，本文采用证据开示这一译法。），是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制度。也就是说，在任何不采用案卷移送制度和实行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的诉讼结构中，证据开示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目前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围绕律师阅卷等证据开示问题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并直接影响司法实践，证据开示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可能妨碍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迫切问题。本文拟采用比较研究和法理分析的方法，对证据开示制度的一般法理以及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的设置问题作一探讨，以求为解决这一争议提供思路和办法。

一、证据开示的概念、内容和意义

（一）概念和内容

证据开示的基本涵意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Discovery 的本来的涵意是“了解原先所不知道的，揭露和展示原先隐藏起来的东西。”而在审判制度中，“它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作准备。”（注：《布莱克法律辞典》1979年英文版第418—419页。）美国刑诉法学家大卫· W·纽鲍尔说，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作为一种搜集证据的方法，是审判前在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换。（注： 参见DAVID W·NEUBAUER ：《美国的法院和刑事司法制度》，第253页；第254页。）

在证据开示程序中，被开示的信息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也是主要的开示内容，是一方当事人（注：本文根据英美法并考虑叙述的方便将检察官亦称为当事人，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在法律上未被视为诉讼当事人。）已经获得的或将在诉讼中使用的证据材料，如已作出的鉴定结论、检查报告，已收集的物证、书证，以及拟传唤出庭接受调查的证人的姓名和住址等。第二种是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例如，有的国家法律规定，在被告人作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护时，必须将这一辩护的内容以及与这一辩护有关的事实和证据事先通知检察官。同理，在法律规定被告人有必要向检察官告诉某种情况的时候，被告人就案件有关问题作出供述也被视为一种证据开示。第三种，不是直接提供有关的证据和其他信息，而只为诉讼对方提供搜集己方掌握和控制的某些情况的机会。例如，警方提供机会，使辩方律师能询问由警方控制下的被害人或受到威胁的重要证人。我国刑诉法第37条第2款规定， 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这一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证据开示。为了讨论问题比较集中，同时也考虑到我国刑诉法学界对证据开示问题缺乏研究的现状，本文对证据开示作狭义理解，即主要研究第一、二种情况，也就是对已获取的证据材料和其他有关信息的开示问题。

证据开示还可区分为正式的开示和非正式的开示。前者是制度化的，按法律要求所进行的开示，如庭审前在法官主持下诉讼双方进行的证据集中开示。后者则是非制度化的，由诉讼实施者在诉讼过程中对其掌握的有关信息和证据向对方所作的择机性介绍和透露。这种情况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尤为普遍。因为美国大部分刑事案件未经审判而采用辩诉交易解决。诉讼交易的前提则是辩护方了解检察官所掌握的案件情况和证据，由此决定作出辩方承诺的必要性、内容和方式。为此，检察官需不时向辩护方透露控方所掌握的证据和事实。大卫·W·纽鲍尔说， “从检察官的观点看来，被告常常只是告诉他们的辩护律师部分情况，因此，辩护律师如果了解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能够帮助其恰当地判断被告所作的诉讼抗争是否是无意义的。例如一个盗窃案件，被告告诉他的律师，警察从作案现场的几个街区外逮捕了他，他与案件毫无联系。但检察官则是另一种说法：根据警察的报告，执行日常巡逻检查任务的警察巡逻车在作案现场停下，其车灯照出有人在被盗的商店里。于是警察绕到商店后门，看见一个疑犯离开商店进入一辆小汽车。他们追逐这辆车，后在几个街区外拦截了它，发现车内装满被盗货物，即逮捕了这名疑犯。在经过这样非正式的证据开示后，检察官估计辩护律师将回到其委托人处说，‘你对我撒谎，你这小子，告诉我实情，要不然我就不干了’。当然，检察官通常只开示证据的强项，一般不暴露其弱点。”（注：参见DAVID W·NEUBAUER ：《美国的法院和刑事司法制度》， 第253页； 第254页。）本文的论题是证据开示制度，因此主要论及正式的证据开示。

（二）意义

在法官职权主义即非对抗制诉讼中，实行辩护律师阅卷制度，由于一切证据材料被汇聚于案卷，而检察院起诉实行案卷移送制度，侦查案卷往往成为实际裁判的根据。为保证律师的辩护权，法律一般赋予律师查阅全部案卷的权利。同时律师到法院查阅案卷也不至于发生障碍，而且非对抗制结构及检察官在这种结构中的客观义务使律师阅卷不会发生特别的困难（注：根据学者的分析，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中的概念，其特征是检察官职务行使中的超当事人的要求，即对被告有利与不利的因素均予注意和斟酌，从而客观地执行职务。见松本一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法学译丛》1980年第2 期。）。加之由于诉讼主要由国家机关依职权推进，律师手中难以掌握重要证据，因此庭前向检察官展示并不成为一个重要的诉讼问题。

但在具有对抗制特征的诉讼程序中，证据开示显示出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对抗制（adversary system，即当事人主义）的基本法理是将辩护方和控诉方设计为对立和对抗的双方，彼此都会采用各种“竞技”的手段，包括尽可能的搜集和使用有利于己的证据，同时削弱对方的进攻和防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证据开示问题就随之而突出出来。著名的德国刑诉法学家赫尔曼认为：“根据对抗制进行的公判审理，是以当事人为中心的类型。为了准备公判审理，不仅起诉一方，就是辩护一方也必须收集自己方面的证据。辩护方面通常不是完全无权要求事前出示和查阅检察方面持有的证据，就是这种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起诉、交换诉状以及承认不利事实，来限定辩论的焦点，并由他们决定提出证据和询问证人的顺序。”“与对抗制的情形不同，审问制程序中的辩护人通常是在公判审理前有查阅起诉方面证据的权利。当然，这种查阅如妨害事后的调查审问则又当别论。”（注：赫尔曼：《刑事诉讼的两个模式》，西南政法学院编《国外法学参考》1982年第2期。）

鉴于对抗制即控辩双方作法庭举证的诉讼程序中相互交换信息的困难，法律有必要设置专门的程序来解决证据开示问题。一般认为证据开示制度设置的目的有三点，一是确认对立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点即诉讼的焦点；二是得到与案件有关且为诉讼准备所必要的证据信息；三是获取在正式审理（trial）中可能难以取得的相关信息。 而达到这些具体的诉讼目的所欲实现的政策性目标，也就是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基本意义之所在，是保证诉讼的公正和效率。

这里的公正主要是指实质的公正，即真实的发现。美国大法官特雷勒（Traynor）说， “真实最可能发现在诉讼一方合理地了解另一方时，而不是在突袭中。”（ 注： Roger J. Traynor, Ground Lost inCriminal Discovery, 39 N. Y. U. L. Rew 228, 249 (1964)。）人们认为，开示程序就是为了让事实本身，而不是突袭或技巧来决定审判的命运。理由是：开示程序能够让诉讼各方都能在审判前对证据作仔细的调查和认真的审查思考。这一方面使得调查更为彻底和全面，另一方面也使诉讼双方在审判前能作充分的诉讼准备，因此而能在审判中针对那些貌似真实的情况进行提问和检验从而获得案件的真实。反之，如果诉讼一方突然对诉讼对方提出其没有准备的问题和有关的证据，其中蕴涵的信息和诉讼主张就很难得到充分的质询（交叉询问），陪审团或法官可能不正确地得出这种信息是真实的和主张是合理的结论。

诉讼效率也是证据开示欲实现的一项目标。因为如缺乏庭前的证据开示，庭审时诉讼当事人为了解和把握各种突然出现的情况往往要求中断开庭以核实有关情况。这不仅造成诉讼的拖延，而且使集中审理难以实现，这又反过来影响庭审的质量。因为集中和不间断的审理是言词审理主义的必然要求，诉讼的拖延使法官难以形成正确的心证，势必增加法官的臆断。

不过也应当看到，对证据开示，从过去到现在都存在有不同意见。有人否定证据开示的必要性，认为：1.当事人主义是当事人对抗和对等，一方向另一方承担开示证据的义务是违背当事人主义的；2.如果承认证据开示的话，可能产生威胁证人和隐藏罪证的情况。例如，当诉讼一方了解了对方准备召唤出庭证人的名字和住址，可能对证人进行威胁利诱，极端的甚至消灭其存在。3.如果承认庭审前的证据开示，庭审中的调查和辩论活动将被“低调处理”，使庭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意义，在诉讼中还可能产生无谓的混乱。（注：日本《刑事诉讼法》下册，早稻田司法考试研究中心编，1988年3月出版，第159页；第160页。） 需要指出，就当事人对抗和对等来否定开示的必要性，实际上是以形式上的当事人主义为根据。它忽视了当事人主义程序仍然须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并反对依靠诉讼中突袭和技巧来决定诉讼的命运。同时这种主张也忽视了当事人双方间在搜集证据能力上的差别。在检察官掌握有多数证据的情况下，唯有承认证据开示义务，才能真正实现当事人对等。正如一位英国专家最近指出的：“检察官对证据的开示是对抗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辩护律师对从事案件调查只有很有限的资源、能力和愿望。在作案与罪行被确定之间有限的时间范围常常不允许律师进行充分的调查。警察承担着不偏不倚地从事案件调查从而搜集和保存相关证据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具有诉讼意义的证据。因此最重要的是全部被搜集的资料的完整性和诉讼各方均能获得这些证据资料。”（注：查尔斯·波纳德：《现在的课题：关于证据开示的一个案例》，英国《刑事法评论》1994年第1期。） 否定论的第二、第三项理由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只是要求我们为防止这种弊端的出现，应在确定证据开示方式、范围以及配套性保障措施上多下功夫，以防止当事人滥用开示制度影响诉讼。这方面的问题也不能成为全面否定开示制度的根据。从世界上实行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如日本、意大利等国所谓的混合式但在技术上以当事人主义为特征的诉讼形式），均无例外地肯定并实行证据开示制度，不过开示制度的具体内容有所区别。而且从发展看，证据开示普遍呈现扩大趋势。这一制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我国刑诉法经全国人大修改后，审判程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一是律师较早地介入诉讼；二是检察院移送起诉时，不再移送诉讼案卷，起诉书只附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三是庭审采取了主要由控诉方和辩护方举证的所谓控辩式或类似控辩式的诉讼形式，这使我国的审判方式在技术上已具有一定的对抗制特征。这就使得证据开示成为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然而，我国刑诉法对证据开示缺乏明确的规定，如对审判前律师到何处去查阅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就欠缺说明，而检察机关否认律师有权到检察院阅卷，这就使律师只能十分有限地了解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使得原来刑诉法中的律师查阅全部证据的权利在新法中处于一种虚置的状态。这无疑会对律师辩护以及整个刑事诉讼发生重要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对辩护律师应当在开庭前向检察官方面出示哪些证据在法律上也无规定。这些“制度欠缺”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法律修改时对新的审判方式对证据开示制度的要求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也因为存在某些法律技术上的问题。为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合理运行，我们应当认真研究证据开示制度的设计和设置问题。

二、国外证据开示程序的要点和法理

为了便于把握，这里先举出近年英美法院处理的两起具有典型性的案件。其一是英国泰晤士河谷地区刑事法院受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一天清早，两名驾车巡逻的警官怀疑正行驶的一辆带蓬货车有问题，在追逐了一段距离后将其拦截下来。经简单地询问车上的三个人，警察决定对该车进行搜查。发现一台通常被罪犯用于跟踪警察电台频率的无线电跟踪器、六个瓶子，每个中装满二加仑汽油，而且做成适于用作造成严重损害的燃烧弹类型。其他被发现的物品还表明燃烧瓶是准备马上使用的。这三人被逮捕，其住房被搜查，证实这三个人是“动物解放阵线”的活跃分子并一直与该组织保持联系。在问及有关问题时，这三人均保持沉默。候审时，三名被告被保释。在警察和检察官之间连续开了几次会，研究此案的起诉。由于关于这个组织的有关材料是警察从某个资料中心的计算机中查到的，如果对外暴露这些记录，会对进一步调查该组织造成损害。在当地警方与相关的国家情报机构协商后，检控方经认真考虑拒绝了法官关于向辩护方出示电子计算机信息的要求。法官因此而对被告作出了无罪裁决。三名被告中的一人后来向新闻媒介发表谈话称，“我们打算用这辆货车转移那些动物然后毁了这辆车，审判流产的唯一原因是检察官拒绝向我们的辩护律师出示那些警方从计算机获得的关于我们的资料”。（注：查尔斯·波纳德：《现在的课题：关于证据开示的一个案例》，英国《刑事法评论》1994年第1期。）

另一起案件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弗兰克·威尔莫斯被控对四名与他和他妻子同住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性侵犯。在审判中，威尔莫斯要求传唤一名关键的证人——大卫·米勒医生作证，称该医生会证实他本人是性无能，不可能从事有的受害者作证的罪行。但审判法庭拒绝了让米勒医生出庭作证的要求，因为威尔莫斯的辩护律师在审判前未向检察官告诉米勒医生的姓名，因而违反了俄亥俄州的证据开示规则。威尔莫斯被判有罪。（注：特里斯·M ·迈尔斯《违反相互开示规则：辩护律师的过错由无辜委托人承担》，美国《刑事法评论》第33卷，1996年春季号。）

这两起关于证据开示程序的案件，涉及到诉讼双方对证据开示的责任、证据开示或者不开示的范围、违反证据开示规则的法律后果以及证据开示的时机等问题。以下作具体分析：

（一）关于诉讼双方证据开示的责任。

在美国，刑事案件中诉讼双方的证据开示责任，直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十分有限而且有争议。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WilliamBrennan）在1963年还呼吁要强化证据开示制度。他指出：“在1958 年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仅在地方法院，法官可以根据被告方的诉讼动议要求检察官开示某些文件或物证，而且被告方还必须向法官表明这一开示对于其诉讼准备具有实质性意义。”他还指出，“在大多数州，被告就证据开示的权利十分有限。”（注：布伦南：《刑事起诉：竞技还是寻求真实》，《华盛顿大学法学论坛》第68卷（1990年）。）在六十年代中期和七十年代期间，美国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程序受到重视并得以加强。（注：美国证据开示制度的现代发展被认为起始于1963年布雷迪诉马里兰州案。在该案中，最高法院裁决，根据请求检察官必须开示有实质意义的有利被告的证据。特里斯·M ·迈尔斯《违反相互开示规则：辩护律师的过错由无辜委托人承担》，美国《刑事法评论》第33卷，1996年春季号。）然而即使在当时，证据开示程序还只是所谓的单行道（a way street）；各州仅仅要求检察官向被告方开示证据。尔后，各州扩大了证据开示制度的适用，要求实行对等原则：被告方同样向检察官开示其所获证据，即实行相互开示制度（reciprocal discovery）。这意味着，如果辩护方要求从检控方获得证据开示，辩护方也必须对检控方开示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信息。现在有些州还要求辩护方无论是否从检控方获得信息，都必须向对方作出开示。（注：特里斯·M ·迈尔斯《违反相互开示规则：辩护律师的过错由无辜委托人承担》，美国《刑事法评论》第33卷，1996年春季号。）

在英国，证据开示被认为是对抗制诉讼程序的一个核心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只要求检控方向辩护方开示证据，而辩护方除少数情况外，不承担一般的开示责任。其理由一是根据所谓“自然正义”，要求控诉方不得利用其资源优势而不公平地处于审判上的有利地位，为此辩护方在审判阶段应得到某些手段补偿以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equality of arms）；二是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被告没有责任向检控方说明情况， 也不必回答对方的问题， 直到“初步证据事实”（prima facie）已由检控方确立。英国证据开示制度比美国更强调检控方向辩护方的证据开示而不如其强调开示的相互性，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英国对律师执业有更严格的职业道德和纪律要求，而且由于英国警察的较高素质，辩护方更多地依赖警方获取的证据材料有关。这种情况下，辩方证据开示对检控的作用比美国小。而美国刑事诉讼对抗因素更为强烈，其弹劾制侦查（即检控方和辩护方同时搜集证据的所谓双轨制侦查（注：何家弘编著《外国犯罪侦查制度》“单轨制侦查与双轨制侦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26—30页。））的特点更为突出，因此如果检察官在庭前不了解对方证据，将难以有效地实施公诉。在英国这种情况则较为缓和。

然而，英国的证据开示制度目前也进入了改革阶段。其基本趋向是强化辩护方的证据开示责任。这是因为， 在刑事诉讼中， 突袭辩护（ambush defences）成为较为普遍的情况，尤其在一些重罪案件中， 被告方出席法庭时，有仔细准备的辩护，而这些辩护通常是建立在检控方所出示的证据的基础上但其辩护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是检控方事前不清楚的。这种情况下，面对缺乏思想准备的辩护突袭，在庭审的有限时间内，检察官难以作出有成效的反击或对辩护证据作合理的验证。为此，英国关于刑事诉讼的国家委员会建议：“辩护方如果将在法庭上举证，应该要求其在庭前向检控方作充分的披露，以使检控方了解辩护的实质性内容。”这个建议得到政府和多方的支持，应当说很有希望成为立法。（注：罗格·林：《审前开示的政府建议：因对被告无所知》，英国《刑事法评论》1995年10月号；特里斯·M ·迈尔斯《违反相互开示规则：辩护律师的过错由无辜委托人承担》，美国《刑事法评论》第33卷，1996年春季号。）这种改革与英国近年来限制沉默权的改革其趋向是一致的。

日本战前实行旧刑诉法时期，采用职权主义诉讼程序，检察官提起公诉时，须向法院提交全部侦查所获证据。辩护人因此而能够在法院阅览案卷，斟酌证据进行防卫准备。战后借鉴美国法，实行所谓“技术性当事人主义”，即在诉讼尤其是审判程序的设置上，就具体的程序性和技术性特征而言，类似美国的当事人主义，但日本又保留了对实体真实主义的执着追求并在程序中予以体现。但既然具有当事人主义的“技术性格”，就必然要采用证据开示程序。因为现行法采用起诉状一本主义，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仅提出起诉状，相关证据只是在法庭证据调查后才移交法院由法院保管。为此，现行刑诉法规定了双方在庭前作证据开示的责任。即刑诉法第299条第1项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辩护人请求讯问证人、鉴定人、通译人或翻译人时，应当预先给予对方知悉他们的姓名及住所的机会。在请求调查证据文书或证据物时，应当预先给与对方阅览该项证物的机会。但对方无异议时，不在此限。”可见这一规定确立了诉讼双方相互作证据开示的明确责任。

从以上三个最具典型性的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可以看出：其一，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程序十分必要，因而应当确立当事人的证据开示责任；其二，从历史看，证据开示是由单方开示向双方开示发展。总的看，在辩护律师具有取证权的情况下，证据开示责任应当是相互性的，即使也许一方的责任更大；这样才能有利于全面实现开示制度欲达到的公正与效率的目的。其三，也应当看到，由于检察官具有更充分的资源而且其搜集的证据往往构成案件事实的主要基础，从这一实际出发，检察官承担证据开示责任的诉讼意义大于辩护方。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代表国家权力的检察官对处于民间势力的辩护方负有更大的证据开示责任。当然，反向的开示也不可缺少，否则，不仅影响诉讼的效益，而且也妨碍检察证据开示的积极性，从而反过来又影响辩护方及时和有效地获取实质性的案件信息。
共青团中央


中青发[2004]11号


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人才工作的意见
（2004年4月25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共青团青年人才工作，培养造就一支素质优良、勇于创新的青年人才队伍，特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共青团青年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站在时代和历史发展的高度，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人才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为共青团做好青年人才工作指明了方向。全团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充分认识新时期加强共青团青年人才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做好共青团青年人才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1.做好青年人才工作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曲折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小康大业，人才为本。青年人才是党的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和突击队，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决定着整个人才队伍的前景。培养造就大批青年人才，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2.做好青年人才工作是党赋予共青团的光荣职责。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党与团的特殊政治关系，决定了共青团必须积极协助党做好青年人才工作。党管人才原则的确立，对共青团做好青年人才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共青团要履行好职责，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就必须紧紧抓住为党培养青年人才这个着力点，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在共青团这所大学校中锻炼成长，最广泛地团结、凝聚青年人才，为党的事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

　　3.做好青年人才工作是共青团竭诚服务青年的重要内容。竭诚服务青年是共青团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青年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正处在学习知识、走向社会、寻求发展的起步阶段，成长成才是当代青年的根本需求。抓住这一根本需求，就抓住了服务青年的关键。共青团竭诚服务青年，就必须全面加强青年人才工作，切实为青年的学习、创业提供服务，关心青年成长，帮助青年成才，促进青年全面发展。

　　4.做好青年人才工作是开创共青团事业新局面的重要生长点。共青团事业的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党和国家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为共青团做好青年人才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做好青年人才工作，整体提高广大青年的综合素质，就能够赢得青年的信任和拥护，进一步增强团组织的生机与活力，推动共青团事业全面持续发展。

　　共青团历来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工作，始终将培育“四有”新人作为根本任务，为党和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人才，初步形成了具有共青团特色的青年人才工作格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的召开，对共青团进一步做好青年人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团必须深刻认识加强青年人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做好青年人才工作。特别是要进一步整合力量，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在务求实效上做文章，在不断创新中求发展，努力开创新世纪新阶段共青团青年人才工作新局面。

　　二、进一步加强共青团青年人才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5.新世纪新阶段共青团青年人才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紧密结合党的人才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的优势，大力实施青年人才开发计划，着眼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青年全面发展。以青年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以服务为着力点，紧紧抓住青年人才培养、凝聚、举荐、配置四个关键环节，大力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建立健全开放互联、整体推进的青年人才工作机制，努力构建分层次、分类别、多渠道、多形式、充满活力、面向社会的共青团青年人才工作格局，培养造就一支素质优良、勇于创新的青年人才队伍，引导各类青年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6.加强青年人才工作的基本原则是：

　　——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青年人才工作。始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青年人才工作的全过程，始终把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青年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始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检验青年人才工作的根本标准，源源不断地为党培养、输送德才兼备的优秀青年人才。

　　——坚持科学的人才观。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人都可以成才和以人为本的观念，遵循青年人才成长规律，把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青年人才的主要标准，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鼓励青年人人都作贡献，人人奋发成才。

　　——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服务青年全面发展。把服务青年与服务大局结合起来，把做好青年人才工作与推进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引导青年把个人成长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促进青年在服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　坚持学习育人、实践育人。努力把共青团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引导青年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积极为青年提供学习的机会和条件。充分发挥共青团实践育人的优势，引导青年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切实增强青年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着力提高青年的创新能力。

　　——坚持在继承中创新。认真总结共青团青年人才工作经验，在落实、深化现有工作项目，突出工作品牌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潮流和青年需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工作载体，积极探索和完善青年人才工作机制。

　　三、大力培养青年人才

　　7.始终把提高青年人才思想道德素质放在首位。培养造就党需要的青年人才，带领青年人才跟党走，是共青团做好青年人才工作的根本目的。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筑当代青年的强大精神支柱，引导青年人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发扬拼搏奉献精神、艰苦创业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和诚实守信精神。注重调动青年人才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青年人才在实践中自我体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注重改造主观世界。

　　8.着力提高青年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职业素养。适应知识经济深入发展和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要求，通过读书学习、技能培训、岗位实践等多种手段和途径，努力培养高素质青年劳动者。

　　实施青工技能振兴计划。以培养高技能青年人才为重点，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企业生产岗位规范要求制定培训计划，分类实施技能培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和同业交流等活动。建立青工资质考评认证体系，组织青年技术工人专场职业资格鉴定，帮助参加计划的青年技术工人技能水平提升一个等级。

　　实施青年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工程。依托团属院校和各类青年培训机构，深入开展职业指导师、项目管理师、电子商务师等职业鉴定项目和通用管理能力、职业英语能力测评项目的培训与认证，帮助青年掌握更多职业技能。推动团的职业技术培训与国家职业技术培训接轨，实现团的青年职业培训系统化、证书化。

　　深化中国青年创业行动。以增强创业意识、提高创业能力为重点，通过建立青年创业项目库、举办创业项目发布会、发展创业小额贷款项目、聘请青年创业导师、推广国际劳工组织“创办你的企业”培训、与英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合作开展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等方式，帮助青年掌握创业本领，成为创业人才。

　　实施农村青年人才开发计划。积极开展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和青年星火科技培训专项行动，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面向农村青年广泛开展科技推广、职业培训等工作，重点培养一大批青年星火带头人、青年经纪人、青年农业产业化带头人和青年工商创业带头人。高度重视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引导和帮助青年农民掌握更多技能，积极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实施进城务工青年发展计划。以“千校百万”进城务工青年培训为统揽，为进城务工青年提供就业信息、技能培训、维护权益等服务。设立进城务工青年自学成才奖励基金，帮助进城务工青年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创业本领。

　　深化青少年新世纪读书计划。以创建学习型组织为牵动，在青少年中倡导终身学习的理念，传播科学的学习方法，形成勤奋学习的浓厚氛围。重点抓好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主题读书活动，巩固和扩大新世纪书屋、读书俱乐部、读书基地等读书阵地，推出一批图书精品，广泛开展读书竞赛、知识竞赛等活动。

　　9.把培养高层次青年人才摆上重要位置。积极配合国家实施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着力培养一大批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意识、能够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层次青年专家和青年企业经营管理者。以提高创新能力和弘扬科学精神为重点，通过举办青年创新论坛、设立青年科技创新基金等方式，促进各领域高级青年专家队伍建设。以提高战略开拓能力和现代化经营管理水平为重点，帮助优秀青年企业管理人员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科技的合作与竞争，促使一批熟悉国际国内市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秀青年企业家脱颖而出。深化博士服务团活动，组织更多青年人才到西部、到基层挂职锻炼，引导他们理论联系实际，在扎实工作中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充分利用国内外教育培训资源，积极探索与国内外著名大学合作培养高层次青年人才。进一步加大青年人才境外培训工作力度，实施专业培训合作项目，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各种专题团组出国（境）培训。

　　10.以大中学生素质拓展计划为统揽，促进青年学生全面发展。进一步整合深化有助于学生提高综合素质的各种活动和工作项目，强化素质拓展训练，全面推行《大中学生素质拓展证书》。广泛开展“挑战杯”、“三下乡”等校园科技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努力提高青年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营造丰富多彩、富有特色、导向清晰、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为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实施大学生就业见习行动，加强职业指导和就业辅导，帮助青年学生确立成才目标，转变择业观念，提高就业能力，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努力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通过人生指导、心理咨询等服务，切实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1.努力提高青年工作者综合素质。建设一支以团干部为骨干，能力强、素质高、德才兼备的青年工作者队伍，对做好青年人才工作至关重要。要在团干部中深入开展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培训，进一步做好新任职团干部培训和团干部挂职锻炼、在职学历教育、出国（境）培训等工作，深入实施万名西部团干部培训工程、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团干部培养计划，围绕团的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部署安排各类工作项目培训班，努力提高团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水平。加强对各类青年社团工作人员、青年学科研究人员等职业青少年工作者的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专业研究能力和社会工作能力。

　　12.充分发挥团属教育培训阵地的作用。加强团属院校建设，努力提高办学水平，大力发展各类职业教育和青少年技能培训，使团校成为团干部培训的主渠道、青年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按照股份制合作办学的方式，引入民办机制，筹办中国青年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并以此为龙头，带动全团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开发区、创业园区、大中型企业和科研院所为依托，分级分类建立青年人才培养基地，为青年实习、实践提供场所，为青年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努力构建以中青网为龙头，以各级各类青少年网站为骨干的网上服务新阵地，强化网络的教育培训功能，更好地为广大青年学习成才服务。进一步发挥青少年宫、青少年教育基地、青少年素质拓展基地等各类青少年阵地在培训中的重要作用。

　　四、广泛凝聚青年人才

　　13.充分发挥青联、学联等青年组织和社团吸引凝聚青年人才的作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不断探索团组织联系青年人才的新渠道、新方式，用感情联系人才，用活动吸引人才，用事业凝聚人才，增强青年人才的群体优势。进一步加强青联、学联、青年企业家协会、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青年乡镇企业家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青年组织和社团建设，使之成为青年人人向往的“人才高地”。适应新型行业、领域的分化和发展，增设和调整青联界别，更广泛地团结和凝聚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高层次青年人才。继续加大青少年法律研究会、青少年网络协会等各种专业青年团体的建设力度，通过联谊会、论坛等形式，延伸团的工作手臂，扩大团的工作阵地，最大限度地覆盖、吸引青年人才。按照“联系青年、服务青年、凝聚青年”的工作理念，全面推动城乡社区青年中心建设，把青年中心建设成为新形势下共青团领导下的集聚人才、联系青年的新纽带，服务青年、服务社区的新平台。

　　14.大力吸引和凝聚海外青年人才。配合国家留学人才回归计划，深入开展海外青年人才为国服务活动。积极宣传祖国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就与留学人员政策，更广泛地组织和动员海外青年人才以不同方式投身祖国建设。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吸引海外青年人才的工作项目，把开展集中活动与经常性活动结合起来。成立全国青联海外学人联谊会，建设中华海外学人网，拓宽与海外青年人才联系的有效渠道。进一步深化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等活动，加强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基地、园区等有形载体建设，促进海外留学人员以项目合作、技术服务和直接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等多种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探索灵活的组织方式和活动平台，覆盖、吸引和凝聚跨国公司在华机构中的青年人才。

　　15.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青年人才工作。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汇集了大量青年人才，是青年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切实把新的社会阶层中各类青年人才纳入共青团的服务范围，逐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青年人才在各种青年组织、社团中的比例。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青年人才要一视同仁，在表彰奖励、培训、信息资源等方面统一考虑、统筹安排，在就业创业、权益保护、文化需求、社会参与等方面积极提供服务。

　　五、积极举荐青年人才

　　16.大力表彰、宣传青年人才。继续做好青年五四奖章、十大杰出青年、青年科学家奖、青年科技创新奖、杰出青年农民、青年岗位能手、杰出进城务工青年、杰出青年外事工作者等各级各类青年典型的评选表彰活动。针对青年人才群体的变化和工作领域的拓展，有计划地推出新的评选项目，努力把各行各业的青年人才纳入共青团的表彰激励范围。通过评选，广泛发现优秀青年人才；通过表彰奖励，对优秀青年人才的成就进行社会评价和认定；通过广泛宣传，提高各类优秀青年人才、优秀青年集体的社会知名度和认可度，发挥青年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要充分发挥团属新闻媒体在宣传优秀青年人才中的主导作用，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在全社会营造鼓励青年干事业、支持青年干成事业的良好氛围。

　　17.拓宽举荐渠道，为青年人才施展才华搭建舞台。深入开展青年科技创新行动、青年文化行动、青年志愿者行动等活动，为青年人才建功立业、展示才华提供机会，搭建舞台。加强各类青年典型、青年学科带头人等青年人才的跟踪培养工作，积极探索向党政、社会举荐青年人才的有效途径，促进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出成果、担重任。配合做好大学生选调工作，举荐优秀高校毕业生在艰苦环境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中锻炼成长，努力发现、选拔一批有潜力的大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源源不断地为党输送新鲜血液。

　　六、促进青年人才资源优化配置

　　18.强化青年人才中介服务。建设中国青年创业网、中国青年科技信息网、中国农村青年信息网、青年高技能人才储备库等青年人才信息系统，完善青年人才资源社会预测、信息收集、趋势监控、流动引导的信息化服务网络，拓展青年人才资格评价、价值咨询等服务领域，逐步形成多层次、多功能、覆盖广泛的青年人才社会化中介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各类青年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建设，推动举办各级各类青年人才交流会，定期开展网上招聘会。把青年人才交流、青年人才论坛、青年人才发明成果展示等主题活动结合起来，实现青年人才、智力、资金、项目、信息的有效对接。

　　19.推动青年人才合理流动。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柔性流动观念，推动出台有利于青年人才合理流动的政策措施，促进青年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深化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组织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切实加强组织、招募、选派、培养、管理、保障等各项工作。积极争取资金、政策支持，适当扩大实施规模，普遍实施地方项目，推动全国项目和地方项目统筹兼顾、配套推进、协调发展。加强就业服务工作，为参加西部计划的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

　　深化青年星火西进计划。采取在东部地区抓示范基地、在西部地区抓示范县，组建专家服务团等办法，推进东西部地区互动开展科技培训、科技示范、科技协作和科技服务，推动东部科技项目西进。

　　深化青年企业家西部行、东北行活动。组织青年企业家到西部和东北等地区考察交流、经贸洽谈、投资开发，服务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

　　深化“金桥计划”。通过技术服务、项目合作、创业扶持等方式，引导和帮助青年科技工作者参与经济建设，推动科研与产业结合，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海外学人与国内建设之间架起人才与经济对接的桥梁，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的合理配置。以青年专家科技服务活动为龙头，推动“金桥计划”在省级以下普遍开展。

　　七、进一步完善共青团青年人才工作机制

　　20.不断完善社会化的青年人才工作机制。深入研究青年人才成长规律和共青团青年人才工作规律，不断完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具有共青团特色、符合青年特点的青年人才工作机制。

　　要完善工作运行机制。以组织为基础，以阵地为依托，以活动为载体，紧紧抓住培养、凝聚、举荐、配置四个关键环节，通过项目化运作、品牌化经营、社会化推进，努力构建开放式的共青团青年人才工作格局。要完善中介服务机制。加强各类青年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的建设，切实提高青年人才中介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建立健全青年人才社会化中介服务体系和信息化服务网络。要完善表彰激励机制。把握发现、培养、表彰、宣传等环节，逐步建立科学的青年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和社会化的评选表彰体系，提高青年人才典型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形成有效激励。要完善工作保障机制。积极争取把青年人才开发工作纳入党政人才工作的统一规划，推动制定有利于青年人才成长的政策和制度，优化青年人才成长环境。加大工作投入，广泛整合和吸纳社会资源，建立青年人才工作基金。分级建设青年人才信息库，为青年人才开发提供信息平台。

　　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工作，切实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省级团委要成立青年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县级以上团组织要有一名领导班子成员专门负责。团的组织部门、统战部门要牵头抓总，综合协调，其它部门和机构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各地要根据本意见的要求，结合各自实际，对进一步加强青年人才工作作出具体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