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水上船只管理暂行规则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西湖水上船只管理暂行规则
杭政〔1985〕76号
正文：
（1985年3月24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为了加强西湖船只管理，维护水上治安秩序，确保游览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浙江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之精神，特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凡在西湖内行驶的各种船只，都必须遵守本规则。
第二条 各种船只，必须由船只的所有权单位或个人向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处提出申请（附船只设计图纸），经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处会同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公安分局水上派出所（以下简称西湖水上派出所）审查批准，由水域管理处发放“船只下水许可证”，西湖水上派出所发给“行驶许可证”和牌照，方可进入西湖行驶。
经批准临时进入西湖的船只，发给“临时行驶许可证”。
本规则颁发前已经在西湖内行驶的各种船只，须在本规则颁发后一个月内补办申请登记、检验发证手续。检验不合格者，不予登记发证，禁止使用。
第三条 在西湖内行驶的各种船只，必须定期接受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处的技术检验和西湖水上派出所的安全检验，办理换证手续。检验不合格者，不予换证，不得继续使用。
第四条 在西湖内行驶的船只，必须按章向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处缴纳西湖养护管理费。西湖养护管理费缴纳标准：
营业性船只，按营业收入总额的百分之六计征，按季缴纳；非营业性的农用船、单位自用船，每船每年一次缴纳十二元；运动船每船每年一次缴纳一元；
工程船、救护船、公安船、管理船免缴。
西湖养护管理费专款存储，用于西湖的养护和管理。
第五条 各类机动船、电瓶船的驾驶员，必须向西湖水上派出所申请，经考核合格发给驾驶证。不合格者，不得驾驶。严禁无证驾驶机动船、电瓶船。
第六条 在西湖内行驶的各种船只，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所有船只要保持优美良好的外观和齐全的航行、安全、卫生设施。
2．以油类为动力的机动船艇，必须严格控制油污的跑、冒、滴、漏，并创造条件，改造为非油类作动力的船艇，或者予以淘汰。
3．不符合船机技术和设备要求的，必须修理和添置，并经过检验后才能使用。不合格者应吊扣牌证，停止使用。
4．运肥船只仅限于夜间（冬令十九时、夏令二十二时至次日凌晨四时）行驶。驶用时应严格保持船体外部清洁，并备灯光，注意安全。不得满载，不得污染西湖水体。
第七条 行驶证、驾驶证每三年调换一次。船只检验，机动船、电瓶船每年进行两次；非机动船每年进行一次。检验和制证部门可按规定收取一定的检验牌证费用。
行驶证、驾驶证必须随船、随身携带，随时接受检查。不得涂改、转让。如有遗失损坏，应立即办理申请补领手续。
第八条 各种船只的牌照，必须固定在指定部位，并在船舶明显处标志核定的装载定额，以便监督。不得超载、超高、超宽。因特殊需要必须超高、超宽时，应事先经过西湖水上派出所批准，并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安全。
第九条 各种船只必须在规定的地点停泊、停靠。
第十条 手划船、自划船不得将划浆拿到湖中岛上去；不得在机动船码头附近及航道上逗留；不得横越正在航行的机动船船头。运动船、脚踏船（包括儿童游艇）只准在圈定的水域范围内游驶，不得超载和超越圈定界限。捕鱼船、运动船不得作游览船使用。
第十一条 在西湖水上装危险物品，须经西湖公安分局批准，发给准运证明，方可装运。
第十二条 在湖上进行船艇、船模表演、竞赛，组织大规模夜间游湖活动，要事前报请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处和西湖水上派出所批准。
捕鱼船集体操作时，应先作出作业范围的标志，单只渔船操作时，应注意其他船只动态，保障安全。各类船只应避让正在用网进行捕鱼作业的渔船。
第十三条 机动船、电瓶船要严格遵守限定的时速，控制噪声。驾驶员不准酒后开船。不准在主要航道上学习驾驶或试验船只。
第十四条 船只在行驶中，应严格遵守安全规章。两船尾随行驶，后船与前船应保持安全距离；两船对遇或超越时，应保持一定间距，避免发生碰撞事故。夜间行驶，要点灯。
第十五条 机动船在航行中要保持高度警惕，注意望，谨慎操作，随时观察周围环境和来船动态。当来船动态不明相互接近时，应立即减速、脱档，必要时应倒车，防止碰撞。
对船只采取的任何避让行动，应当明确、有效，及早进行。避让中，被让船要注意让路船的行动。并采取相应措施，协助避让。
不论何种原因，两船逼近或处于紧迫局面时，任何一船都应当果断采取紧急避让措施，挽救危局。
避让原则是：
1．机动船让非机动船；
2．轻船让重船；
3．单船让拖船；
4．追越船让被追越船；
5．两船接近对遇或交叉相遇时，有他船在本船右舷者，应当给他船让路，即居左船让居右船。
第十六条 非机动船发现机动船驶来时，应迅速离开机动船航路，尽量远离。机动船发现双方逼近，情况危急时，应采取积极避让行动。
第十七条 营业性船只应加强对游客安全的宣传，维护好码头秩序，确保游客上、下船的安全。如遇有碍安全行驶迹象时，不得启航。
第十八条 船只靠码头时，应慢速前进，及时脱档，保持有效舵力，正确掌握角度，待驶近时略用倒车，使之平稳靠向码头，递上缆绳。船只靠码头，应以顶风向为主。
第十九条 船只离开码头或调头时，应密切注意周围情况，以及其它船只动态。
第二十条 各种船只都有相互救援义务。当船只发生故障或事故时，应立即发出救援讯号，附近船只闻讯后，应以最快速度前往营救，尽量减少伤亡和损失。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规则者，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警告、扣船、扣征、罚款等处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暂行规则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自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实施。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包括中国传统司法文化，曾经历过数千年的历史演化，逐步形成了有别于东西方各国的鲜明特色，同时也积淀了体现出民族精神的文明成果。现撮其要者，分述如下：
“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
早在《礼记·礼运篇》当中就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华民族的先贤把推行“天下为公”的理念看成是发扬大道精神的重要前提，也是华夏先民追求的最高的理想境界。体现在司法活动当中，则集中反映在他们对“公之于法”的精神风貌的认识上。
据《汉书》列传第四十二·《张释之传》载：汉文帝时任廷尉之职的张释之在处理犯跸案时，对当事者采取了“罚金”的处罚，并没有顺从文帝的旨意采用重罚。当时他引用的法理根据是：“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又说：“今法如此而更重也，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在张释之看来，法律是公共之器，天子同百姓都必须遵守，如一味顺从文帝采取重罚，有违公正执法的精神，并会造成法律审判失信于民的严重影响。正因为他的据理力争，反映出“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使得文帝在深思良久后，不得不认可这一判决的结果。
同样，唐朝贞观时期的朝臣魏征也有相似的认识。他从“天人合一”的观念出发，提出“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观，并认为“天无私覆”的天道观要求人间的大道观与之相一致，进而认为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审判中，都必须倡导“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
据《贞观政要·公平》载：魏征曾向唐太宗明确提出“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在他看来，秉持“公之于法”的大道精神，即便惩恶过重，或对灾民处理从轻，都可以为民众所接受。因用法为公，是会得百姓的理解的。
“得其中”的精准精神
中国古代的“中”是哲学上的最高境界，反映到司法的领域中，就表现为诉讼、审判乃至行刑的全过程达到最精确的度。
七世纪的唐律集以往立法与司法成果的大成，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具有封建成文法典的示范性与典型性。
曾在元朝出任儒学提举的柳?，在其所撰的《唐律疏议序》中，对唐律的精确性做出如下的评价：“然则律虽定于唐，而所以通极乎人情法理之变者，其可画唐而遽止哉？非常无古，非变无今，然而必择乎唐者，以唐揆道得其中，乘之则过，除之即不及，过与不及，失其均矣。”在柳?看来，百年多锤炼而成的唐律，已达到“得其中”的精准程度，以至在基本精神上，想超越或者舍弃它都是办不到的，因为失去了法律准确性。
担任过清朝刑部尚书的薛允升也在其所撰的《唐明律合编·序》中，总结说：“（唐律）繁简得其中，宽严亦俱得平，无可再有增减者矣。”也就是认为唐律因在繁简上达到最精准的度，故在量刑的宽严方面也比较公平。
上述评论难免会有溢美之词，但是唐律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上所体现出的“得乎其中”，即达到比较精确的度，是没有异议的。其中《新唐书·刑法志》的记述可以作为参考例证：“（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开元）二十年间，是岁刑部所断，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应当指出上述情况是出现唐的升平时期。因为当时统治者奉行“可杀可不杀者，不杀”的刑事政策，所以运用死刑比较精准。
但在武则天当政时期，由于内部权力争夺达到白热化程度，据《旧唐书·酷吏传》载：武则天一反前制，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每鞫囚，无问轻重，多以醋贯鼻，禁地牢中”，并“绝其粮饷”，“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以至“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狱卒尽杀重囚”。以至唐中宗也不能不承认，“（当时）冤滥之声，盈于海内。”
可以想见，即便在唐朝，司法活动“得乎其中”也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同的时期则有不同的表现。
清廉律己的自省精神
武则天为大周天子后曾亲撰《臣轨》一书，在其《廉洁章》中，强调清廉之德是为官首要的操守，司法官员自当如此。即所谓：“理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又说：“非其路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故君子行廉以全其真，守清以保其身，富财（贵）不如义多，高位不如德尊。”她在文中清楚表明，清廉操守对正确行使立法与司法权力的极为重要性。
此外，据《明史·曹端传》载，明朝循吏曹端总结自己一生行政与司法经验，得出的警世名言是：“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在他看来，惟有秉持廉洁的道德操守，才能震慑贪吏，赢得民心，公正平允地处理好行政与司法事务。
清代被康熙帝封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曾亲撰《亲民官自省六戒》，其中把廉洁拒贿视为重要的一戒，他认为廉洁是为官的基本操守，受贿则“一文不值”。他告诫自己在内的所有司法官员说：“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则法律森严，定为妻孥连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于成龙在这里不仅讲明清廉司法的重要性，也阐明了贪腐受贿其后果的严重性，从而引申出只有廉洁自律，才能正确有效地行使司法权的道理。
慎重狱的恤刑精神
在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慎刑之德一直受到推崇。
清代是最后一代封建王朝，一些有政治远见的执法与司法官员，总结历代特别是本朝的经验，深刻指出遵行慎刑之德的极端重要性。例如乾隆年间的河南巡抚尹会一曾在《健余先生抚豫条教》卷一中说：“凡问刑衙门自应虚衷研讯，惟明惟允，庶几狱成而孚乃。若以刻深为明察，以严厉为才能，任意残虐，罔恤民命”，必然造成严重后果。而“据供定罪，援律成招，出入之间，生死攸关，更宜详慎”。所以，“该州县审理事件，必须心平静气，悉秉虚公，度理揆情，务归平允。”他认为惟有秉承慎刑之德，才有可能公平公正地处理好司法事务，才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此外，熊宏备在其《居官格言》中指出，违北慎刑之德，为谋利而滥施酷刑就会造成“一人入狱，中人之产立破；一受重刑，终身之苦莫赎”的悲惨后果，从而告诫各级司法官员用刑不能不遵从慎刑之德的深刻道理。
调处息讼的和谐精神
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古代司法文化，非常注重推广和睦宗族、家庭，亲善邻里的乡间自治的理念，并主张从这一理念出发，强调所在各地乃至整个国家，在处理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时，首先采用调处与和息的方术，化解基层社会的争端，以利于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