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管荣齐


内容提要：
关于经济法律体系的论文不少，尤其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但其中多数文章都力求打破传统部门法的界限，试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法新构成理论”。[1]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学即法制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 法律体系 商法地位 经济法律体系

正文：
一、 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 “经济关系” 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 [2]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
[3]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 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4]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
争议的焦点有二：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下面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1、 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6]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 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 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7]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8]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9]
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10]笔者以为不然。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 关于商法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1]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
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13]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14]同时以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15]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之一分析
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政府


抚州市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


2001.12.18 抚州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城市出租汽车的管理，维护正常的营运秩序和交通秩序，保障乘客、承租人、经营者及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建设部、公安部《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出租汽车是指提供客运服务营运车辆。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城市规划区的出租汽车经营者、驾驶员和乘客、承租人以及与出租汽车业务相关的单位、个人。
　　第四条 市建设局是本市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出租汽车的具体管理工作可以委托客运管理机构负责。
　　第五条 出租汽车应当与其他公共交通客运方式协调发展。
　　第六条 出租汽车行业实行统一管理、合法经营、公平竞争。出租汽车经营权实行有偿使用。
　　第二章 经营资质管理
　　第七条 出租汽车实行公司化经营。从事出租车服务的企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２０辆以上并符合规定要求的客运车辆和相应的注册资金。
　　（二）具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地和经营场所。
　　（三）具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四）具有与经营方式相配套的经营管理制度。
　　（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第八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本市的常住户口或暂住户口。
　　（二）有车辆管理机关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
　　（三）经客运服务职业培训合格并取得服务证。
　　（四）能遵纪守法，服从管理，文明服务。
　　第九条 需从事出租车服务的企业应当向客运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且提供有关的证明文件和资料，客运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本市出租汽车发展计划和申请人的条件作出审核决定。
　　申请人持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证明文件分别向有关部门办理营业执照、车辆牌照、税务登记证、安装出租车计价器等手续。
　　申请人已按前款办妥手续的，由客运管理机构发给经营资质证书，携带建设部统一样式的营运证正本，在前挡风玻璃处张贴建设部统一样式的营运证副本。
　　第十条 市客运管理机构对经营者的经营资质证书实行年审制度。
　　第十一条 经营者歇业应当自歇业之日起１０日内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经营者转让出租汽车经营权的，必须按照规定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 客运管理
　　第十二条 经营者应当对出租汽车驾驶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将出租汽车交给无服务证的人员驾驶。
　　（二）出租汽车需退出营运的，应当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注销手续。
　　（三）按照规定交纳税费和有关费用。
　　（四）未经客运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将出租汽车转让或移作他用。
　　第十三条 出租汽车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车况符合出租汽车运行技术条件，并按照车辆管理机关规定的期限接受检验。
　　（二）车身两侧标明经营者名称和监督电话。
　　（三）装置统一的空车待租标志灯、暂停营业标志、语言报话器、安全防护设施和顶灯。
　　（四）按照规定张贴收费标准、城市客运许可证，设置服务证。
　　（五）车辆必须保持清洁卫生，车内必须设置禁止吸烟标志。
　　（六）出租汽车应当装置由客运管理机构批准的并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合格的计价器。
　　第十四条 出租汽车实行扬手招车、电话预订和站点租乘等服务方式。
　　经营者和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为乘客提供安全、文明的服务，对老弱病残、孕妇等特殊用车对象优先供车。
　　遇有抢险救灾、主要客流集散地供车严重不足等特殊情况时，经营者和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服从客运管理机构统一调度。
　　第十五条 出租汽车收费标准由市物价主管部门制定，经营者和出租汽车驾驶员应遵守，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经营者必须依照国家税法规定纳税，使用地方税务部门监制的出租汽车限额发票，不得以其他票据代替，也不允许拒开发票。
　　第十六条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和其他客流集散地等大型公共场所应设置营业站及相应的停车场地。
　　出租汽车营业站可以由客运管理机构指定或者委托有关单位进行日常管理，并向全行业开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独揽客运业务。进站营业的车辆，必须服从统一调度，接受管理。
　　出租汽车营业站及相应的停车场地，未经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关闭或者改变用途，。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携带客运资格证件。
　　（二）按照合理路线或者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不得绕道和拒载；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不得中断服务。但对经劝仍不遵守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乘客，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拒绝提供客运服务。
　　（三）执行收费标准并且出具车费发票；按照规定使用顶灯、计价器等客运服务设施。
　　（四）不得将车辆交给无出租车营运资格证件的人员使用。
　　（五）不得利用车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六）发现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不得知情不报。
　　（七）遵守客运服务规范的其他规定。
　　第十八条 乘客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在车厢内吸烟，不乱扔废弃物，不污损车辆；
　　（二）不携带管制刀具器械和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三）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乘车须有人监护。
　　第十九条 乘客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支付车费，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拒绝支付车费：
　　（一）出租汽车无计价器或者有计价器不使用的。
　　（二）出租汽车驾驶员超过计价显示金额收费或者不出具出租汽车限额发票的。
　　（三）出租汽车营运中发生故障不能继续行驶的。
　　第二十条 乘客需要夜间出城时，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要求乘客同到公安机关设立的出城岗亭办理验证登记手续，乘客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一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发现乘客遗失物品应当及时归还；无法归还的，应当及时上交经营者或者客运管理机构。
乘客在客运服务车辆上遗失物品的，可以凭出租汽车限额发票向经营者或者客运管理机构查寻。
　　第四章　检查和投诉
　　第二十二条 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的监督和检查。客运管理人员执行检查任务时，应当穿着统一识别服装、佩带值勤标志，出示证件。
　　第二十三条 客运管理机构和经营者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接受对违反本办法行为的投诉和社会监督。
　　投诉者应当说明投诉事实和理由，并且提供有关证据。
　　第二十四条 客运管理机构接受投诉后应当在5日内通知被投诉人，被投诉人对投诉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7日提出申辩意见。客运管理机构应当自接受投诉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处理；情况复杂的，经市出租车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再延长60日。
　　经营者接受投诉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处理。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对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要求客运管理机构处理。
　　第二十五条 乘客和出租汽车驾驶员对供车、收费有争议的，可以到客运管理机构接受调处。租乘时起至受理时止的车费由责任方承担。
　　乘客投诉计价器失准的，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封存计价器及其附设装置，并将其移送技术监督部门校验，校验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第二十六条 对超过标准收费的投诉，受理单位查实后可以对投诉人给予适当奖励。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的第（三）、（四）、（六）项，第十六条第二、三款，第十七条第（－）、（二）、（三）、（四）项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由市客运管理机构给予警告，并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对非出租汽车擅自安装顶灯、计价器等客运设施或者标识的，由市客运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对未经批准非法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客运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妨碍客运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违反第十七条第五顶，利用承租车辆从事非法活动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客运管理机构及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当事人造成经营损失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客运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６０日内，可以向其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向抚州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抚州市建设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