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关于申报2011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和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本部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和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是文化部的文化科研项目。其实施目的是更好地运用高新科技提升文化创新能力,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2011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和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采取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为了做好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

1、2011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选题是在广泛征集并经专家论证设计基础上产生的（项目名称及研制要求见附件）。

2、申报单位要依据《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管理办法》(暂行)（文教科发[2010]17号）、《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暂行）的相关规定和本通知的要求申报项目。

3、根据提升计划项目经费预算情况，立项项目有一定的补助经费支持，同时要求承担单位提供相应配套资金。

二、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

1、2011年度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题目自行拟定。为加强文化科技发展的规划性和导向性，保证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申报工作的合理、有序开展，我司确定了2011年度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重点申报方向，为全国文化系统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和社会各界有关人士提供研究参考，所列条目均可开展综合性研究或分类研究。申请者应根据自身研究实力、研究基础和文化科技资源优势及事业发展需求自行设计具体题目。

2011年度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申报主要支持以下领域有关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的攻关和集成应用与示范：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2）传统文化产业提升改造及新兴文化产业培育

（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抢救、利用及传承发展

（4）文化市场监督、管理平台建设

（5）艺术创作与表演

（6）艺术人才培养

2、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申报主要面向全国文化系统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所做的公益性研究项目（文化基础建设项目除外）；系统外单位也可申报，但所申报项目仅为本单位业务发展所做的一般性工作研究，原则上不给予经费支持。

3、2009、2010年度立项的项目负责人在未结项前，不允许申报本年度项目。

4、根据2011年度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专项经费预算情况，本年度有补助经费的项目，经费补助额度平均每项不超过5万元，请各项目承担单位严格根据经费补助额度进行申报，超过经费补助额度的由项目承担单位自筹。

5、已申报2011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建议选题但未被采纳的，可继续申报2011年度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

三、申报要求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负责向文化部文化科技司申报本行政区域内文化企事业单位的申请项目，文化部直属单位可直接向文化科技司申报。

2、申报项目均须按照《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申请书》和《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开题报告》的格式及填写说明填写。请将申请书（开题报告）、相关附件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为原件）和以上材料电子版光盘寄送到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同时将申请书（开题报告）电子版发送到电子信箱。申请书（开题报告）可从文化部网站上下载，网址www.ccnt.gov.cn。

电子信箱：

yihong5988@163.com(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　　　　　

whbjkskjc@sohu.com（文化部科技创新项目）

3、申报项目受理的截止日期为2011年4月25日。（以邮戳为准，过期不予受理）

通讯地址：北京朝阳门北大街10号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科技处

邮政编码：100020

联 系 人：赵一红 马鸣远

联系电话：（010）59881699 59881679


附件：2011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选题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2011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选题
http://www.mcprc.gov.cn/sjzz/whkjs/jkdt/201103/W020110329401243121353.doc
提升计划管理办法
http://www.mcprc.gov.cn/sjzz/whkjs/jkdt/201103/W020110329404244372032.doc
提升计划申请书.doc
http://www.mcprc.gov.cn/sjzz/whkjs/jkdt/201103/W020110329404244375724.doc


附件：
2011年度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选题

题目1：城市公共文化移动服务集成平台建设与研究
研究内容：
城市公共文化移动服务集成平台建设与研究项目将针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的文化服务如何与移动互联网相结合，形成基于数字化信息服务与移动服务集成的应用平台，解决系统兼容性和跨平台开发等遇到的难题，进一步推广公共文化服务的移动服务应用开发，形成面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移动服务方案、规范与指南。建设并推广移动互联网与城市公共文化机构服务体系的结合，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移动服务提供强有力的集成应用与支撑平台，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联合服务或联盟化服务提供移动服务的统一集成支撑平台。
重点研究领域：
1. 广泛调研国内外公共服务机构的移动服务集成应用的技术规范与应用案例，设计针对城市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移动服务信息架构指南。
2. 针对移动服务的网站与常用客户端的开发（如Android与iPhone客户端），提交相应的开发指南规范，规范公共文化服务移动集成应用的开发，提升开发质量与服务效果。
3. 建设具有面向用户提供个性化、内容关联和交互作业的公共文化应用。
4、开发针对各种不同终端及服务模式的统一监控管理平台，对移动服务网站、手机客户端和各类移动APP应用进行版本升级、发布的统一管理和监控。
实施主体：
以一个文化服务应用单位为主体，会同在科技应用方面有显著成效的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和专业研究机构承担该项目。

题目2：全国少年儿童阅读推广服务平台
研究内容：
该平台要依托数字图书馆的先进技术和软硬件基础设施，基于数字化的文化信息资源成果，充分利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的服务渠道，联合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各省、市、自治区少儿图书馆（室），以及公共图书馆和少儿出版社等，带动各级地、市、县少儿图书馆（室），开展少儿阅读服务，构建覆盖城乡的全国少年儿童阅读的服务体系。
重点研究领域：
1、 少年儿童文献信息资源的广泛采集和深度整合研究；
2、 构建少儿网络互动平台；
3、 建立基于网络和新媒体的少儿互动阅读社区；
4、 少儿网络服务的模式研究
实施主体：
以一个图书馆为主体，联合全国有影响的少儿图书馆和少儿出版物的出版单位承担。

题目3: 实验性数字博物馆信息服务协同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研究内容:
分析数字博物馆建设的前景与趋势,探索数字博物馆建设所需的关键技术,设计数字博物馆基本构成和技术框架,初步构建一个直播、交互融合的实时在线互动展示平台。
重点研究领域：
1、 博物馆展示资源的类型分析与分类研究
2、 博物馆展示资源的新媒体展现方式研究
3、 支撑与博物馆展示资源相适应的音视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数字化技术。
4、 数字博物馆总体解决方案及系统集成技术研究。
实施主体：
以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馆为主体，与现代信息技术部门联合承担该项目。
题目4：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技术体系的构建
研究内容：
在深入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行保护技术应用范围和技术路线的基础上，以数字化的影像采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本手段，将景观再生技术、三维动画技术、动作捕捉技术、Ｗｅｂ２．０技术等综合运用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保存、保护、传承工作中，提出构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技术体系的方式和路径。
重点研究领域：
１、 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类体系；
２、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采集标准；
３、 多种新技术手段的融合与运用；
４、 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媒体交互体系平台；
５、 构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技术体系；
实施主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机构与信息技术应用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承担该项目。

题目5：陶瓷工艺科技创新与产业互动
研究内容：
在日用陶瓷、建筑陶瓷、特种陶瓷、美术陶瓷等领域，通过自主研发，在原料加工、坯料制备、成型干燥设备、烧成工艺等生产环节中攻克世界性技术难题，或显著提升传统陶瓷的科技含量，或推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陶瓷，实现陶瓷文化产业化。
重点研究领域：
1、特种陶瓷的开发性研究；
2、运用高科技手段改良制瓷设备或工艺达到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
3、提升日用陶瓷品质的科技创新；
4、失传已久的传统陶瓷工艺的恢复性研究；
5、废次品、废瓷再生利用技术；
实施主体：
以陶瓷科技研究所、硅酸盐研究所为主体，会同相关陶瓷生产企业承担该项目。

题目6: 中国传统绘画材料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研究内容: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中国传统绘画材料，增强优秀民族文化的传承能力，探索中国画材料的基本构成。
重点研究领域：
1、 中国传统绘画材料的类型分析与分类研究
2、 中国传统绘画材料的传承与创新实验性研究
3、 支撑与中国画材料相适应的关键技术研究。
实施主体：
传统绘画材料生产单位，会同相应材料研发单位共同完成。

题目7: 近现代文献脱酸关键技术集成研究与示范
研究内容:
针对近现代文献酸化日益严重的局面，从保护中华民族文化资源完整的高度，在国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多学科合作攻关，对近现代文献酸化问题进行全面、科学、系统的研究。研制出适合我国纸质类型的， 成本低廉，便于推广应用的脱酸关键技术及脱酸成套系统，建立脱酸示范基地，为大量近现代文献的保护提供技术支撑，带动全国近现代文献脱酸工作的全面启动。
近现代文献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因此，要分阶段、分类型地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研制具有集脱酸、加固、固色、防粘连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脱酸材料及开展脱酸渗透工艺、干燥工艺及可用于规模化处理的脱酸成套系统的研制，为今后规模化脱酸奠定基础。
重点研究领域：
1、近现代文献酸化现状调查。
2、近现代文献多功能脱酸材料的研制。
3、近现代文献脱酸工艺的研究。
4、脱酸成套系统的研制。
5、脱酸示范基地的建立。
实施主体：
以一个拥有脱酸研究基础的单位为主体，会同近现代文献资源丰富、在脱酸研究方面有一定基础的机构，形成产、学、研相融合的团体承担该项目。

题目8：国家文化宏观决策支持系统研究及应用
研究内容：
以决策支持系统（DSS，Decision Support System）理论为原型，考虑文化领域的政治属性和市场属性，采集政府颁布的与文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文化各类统计数据，结合专家经验进行深度数据挖掘，为我国文化管理部门准确把握信息、高效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支持，建立决策长效机制。
重点研究领域：
1、国家文化宏观决策支持系统框架体系研究；
2、与文化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基础库的建设；
3、文化信息采集种类、规范和数据库建设；
4、基于多种方式的文化资源信息搜索引擎系统；
5、专家知识库的研究及构建；
6、文化资源海量信息数据挖掘系统；
7、文化资源专项信息服务决策分析系统。
实施主体：
文化主管单位牵头，以相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为主体承担理论研究，会同在决策支持应用领域有显著成果的专业研究机构共同承担该项目。

题目9：基于文艺演出院线业态的服务协同共性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
以完善与创新大中城市演出场所连锁经营机制、繁荣文艺活动、激活演艺市场为目的，针对影响院线运营主体、观众、演出团体、演出场所、政府以及第三方的服务协同的需求，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突破关键技术，研发演出院线服务信息综合集成平台并进行应用示范，解决现有演出院线服务协同中存在的标准不一、功能缺失、集成度弱等技术问题。
重点研究领域：
1、演出院线服务协同总体解决方案及系统集成技术研究；
2、围绕院线票务营销及观众个性化需求等基本服务功能与协同服务功能的开发及应用测试；
3、院线支持表演团体与演职人员排演、备场，支持道具、表演设备调配等基本服务与协同服务功能的开发及应用测试；
4、院线支撑观演活动、院线经营调度的场所信息基本服务与协同服务功能的开发及应用测试；
5、支撑符合院线运营模式和运营机制的经营信息统计服务功能的开发及应用测试；
6、支撑院线剧目演出与表演活动档期编排与调度等运营服务功能的开发及应用测试。
实施主体：
以演出院线机构为主体，会同熟悉演出院线的高校、科研机构、专业科技公司共同承担该项目。

题目10：分布式的中国文化对外公共文化传播与服务平台的研究及示范
研究内容：
为实现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以全球视野，着眼未来，加强文化传输的技术架构的顶层设计，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特点且适应国外习惯的国内、国际互通的统一文化信息传播与服务平台。
提出创新的软网络结构，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支持网络广泛传播的命名和编址技术，设计出文化单位商业应用模型，实现功能可重构、控制可编程的最佳结构；建立一套先进的、适用的、可运营的通用传播与服务平台，并示范应用。改变目前国内信息服务无法为驻外机构有效利用的情况。
研究内容：
1、分布式多国别域运营支撑系统：解决驻外使领馆的搭建文化传播平台的需要，实现网络可容易扩展。
2、文化单位、文化内容搜索技术：解决用户寻找目标信息的需要。
3、多语种翻译技术：
4、IM及时通讯平台，为驻外文化机构提供与观众用户实施沟通的专业平台。
5、增强用户体验技术：融合了web、流媒体、IM的融合型浏览器终端，为消费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增强用户体验。
6、新技术为基础的传播理论研究：研究在新形势下的跨国网络文化传播的最佳模式，实现文化传播的自我主导，实现自主的创新的文化传播平台，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动。
实施主体：
以有熟悉文化交流业务的高校、科研机构、专业的科技公司为主体，结合具有文化传播业务的单位，共同承担该项目。

题目11：三维（3D）影像数据处理前沿技术应用研究
研究内容：
研究三维影像数据获取、建模、呈现和立体成像技术在动漫、影视制作和播出领域的应用，分析三维影像处理技术的应用前景与发展趋势，提出动漫、影视制作和传播领域应用三维影像技术的基本架构和应用模型，设计具有推广价值的示范性三维影像数据处理系统
重点研究领域：
1、三维影像前沿技术应用及其发展趋势研究
2、三维动画或游戏制作流程优化技术
3、高精度（彩色）三维数据获取与建模处理技术应用
4、网络环境下的三维影像数据传输与快速呈现技术应用
5、立体影像呈现技术在移动终端（手机、iPad等）、电视、计算机终端以及报刊、书籍等平面媒体上的应用
实施主体：
以动画、影视制作机构和企业为主体，会同国内外在三维影像处理技术方面有创新实力的单位共同承担该项目。

题目12：快速创意可视化工具与体感技术集成研究及示范
研究内容：
以降低中小团队进入门槛，提高国产动漫游戏原创能力为目的，以国内对快速创意可视化工具及体感技术的研究为基础，研究技术集成方法，解决支持体感技术的内容创作工具严重缺乏的问题，开发出支持体感体验的快速内容开发工具，在其基础上建立示范性应用，在文化企事业单位中进行技术推广，推出更多的健康数字化文化产品。
重点研究领域：
1、支持体感数据驱动的开放图形引擎；
2、面向数字内容创作的创意可视化工具；
3、低成本的体感输入终端集成；
4、支持体感的数字文化产品创作；
5、示范产品的推广与应用。
实施主体：
以科研机构为主体，会同动漫游戏内容创作方面有丰富经验的数字文化企业承担该项目。

题目13：基于绿色光源的舞台功能灯具研发与示范应用
研究内容：
结合舞台表演对灯光的需求，研究开发基于绿色光源的新型舞台功能灯具，进行相关灯光效果测试，进行相关电磁兼容、发热、噪声、安全等技术测试与技术指标研究，重点解决主流LED舞台灯具存在的共性技术问题与技术指标统一等问题，推动舞台灯光制造业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重点研究领域：
1、主流LED舞台灯具灯光效果研究与示范；
2、主流LED舞台灯具电磁兼容研究与测试；
3、主流LED舞台灯具热功率耗散研究与测试；
4、主流LED舞台灯具环境噪声排放研究与测试；
5、主流LED舞台灯具技术指标体系与标准化研究；
6、大功率高亮度LED舞台功能灯具热耗散总体解决方案及系统集成技术研究。
实施主体：
以舞台灯光制造业为主体，会同熟悉灯光技术的高校、科研机构、专业科技公司共同承担该项目。

题目14: 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工艺及展示研究
研究内容:
针对我国有代表性的青铜器，开展其历史背景和流传经过的调查，总结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其化学成分、内部结构、铸造工艺。采用三维激光扫描等现代科技手段，探索古代青铜器的信息留存、制作工艺传播展示的方式与途径。为充分揭示古代青铜器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提供科学依据。
重点研究领域：
1、 总结我国国宝级青铜器的历史背景、流传经过和相
关研究成果。
2、 研究青铜器的内部结构和冶金铸造制作工艺。
3、 科学揭示古代青铜器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4、采用三维激光扫描建模、信息技术和数字媒体等技术，探索古代青铜器及其制作工艺的传播展示技术与方法。
实施主体：博物馆与相关技术部门联合承担该项目。



“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

杨凡 湖北五峰县人民法院 443400

内容摘要：

“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伴随了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历程。面对日益严峻的治安形势，严打政策应运而生，其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历史条件。严峻的治安形势是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的混乱是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尚未消除是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其产生的价值基础。诚然，“严打”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局限性和负面效应同样不容忽视。“严打”是对法制的破坏与违反，依法从重从快这一“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对法制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集中体现在依法与从重从快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严打”无形之中又制造了新的犯罪，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丧失殆尽等。。我国的“严打”是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它破坏了法治的基础，蔑视了法律和程序，因此其对法治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得不偿失。因此，“严打”何时能摆脱人治思维，更值得我们关注。“严打”最初是非常状态下的非常选择，但是战役不间断的进行到现在，这也表明“严打”政策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长期性基本刑事政策。因而，对于“严打”仅是一项权宜之举，不能不提出怀疑。

关键词： “严打” 刑事政策 局限性 理性反思

Abstract

"strike-hard" campaign " has followed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past 20 years of our country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course as a criminal policy. In the face of the severe public security situation day by day, attack severely the policy and arise at the historic moment, it produces its specific soci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 。The severe public security situation is its realistic foundation produced ; The confusion known to the criminal policy are their thought foundations produced ; It is its social base produced that the old idea of the old system has not been dispelled ye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s its value foundation produced . True, " "strike-hard" campaign " policy played a active role in suring in practice, but its limitation and negative effect can't be ignored either。Attack severely " destruction to legal system and infringement , this " "strike-hard" campaign " inherent logic contradiction of intension negative effect in legal system obvious severely and quick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embody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nd severely and quickly between the two getting implacable; "strike-hard" campaign " has made new crime again virtually, the suspect's right is exhausted etc.. "strike-hard" campaign " of our country is based on foundation of ruling by men, it has destroyed the foundation governed by law, have despised the law and procedure , So it builds the negative effect caused in ruling by law it is enormous, even lose more than gain. So, when can " "strike-hard" campaign " get rid of the thinking of ruling by men, deserve the close attention of us even more. " "strike-hard" campaign " is an extraordinary choice under an extraordinary state at first, but the campaign goes on incessantly till now, this indicate " "strike-hard" campaign " policy become one long period of time basic criminal policy of our country already in fact too. Therefore, to " "strike-hard" campaign " it is only an expedient act , Have to propose suspecting .
Keyword: " "strike-hard" campaign " Criminal policy Limitation Reason reviewing




“严打”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是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违法犯罪升级、蔓延而采取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伴随 了我国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历程。诚然，“严打”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而对我国：刑事犯罪案件特别是重大案件仍然持续大幅度上升，社会治安问题日增多的严峻社会形势，我们不得不对“严打”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理性反思。
一． 对“严打”的界定
在谈论“严打”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刑事政策有个清楚的了解，刑事政策是为了抗制犯罪而产生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或执政党为了达到抗制犯罪的目的，依据本国的犯罪总态势并采取刑罚和非刑罚等手段所制定 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的总和.
(一)对“严打”的界定
“严打”是“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简称。“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包括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从重”是指刑事实体而言的，即对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予以相对严厉的制裁。狭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广义地讲，“严打”的对象是各种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分子。从重处罚体现在立法、司法两个方面。“从快”是指刑事程序而言，立法上主要表现为简化程序，司法上主要表现为加快办案速度。
“严打”是我国根据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抗制此种发展变化的需要而适时调整的具体刑事政策。“严打”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与世界各国的 “重重”政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促使这一政策出台的主要原因也是犯罪浪潮的高涨。80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我国社会由封闭转向开放，社会结构由静态转为动态。由此导致人们利益结构的倾斜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各种社会矛盾随之计激化。从那时起，我国的犯罪率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依照我国犯罪态势有5次高峰的说法，第5次高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至今，已达20余年，时间之长可谓高峰之最。不过，持续的犯罪高峰并未改变犯罪的基本成因，犯罪源于社会矛盾仍是对这一时期犯罪原因的合理解释。事实上，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建，我国就一直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大变动时期。社会大变动导致固有矛盾的大暴露和新型矛盾的大泛滥，基于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综合反映的认识，持续上升的犯罪应该是不足为怪的。
我们应该理智的善待“严打”，在刑事政策视野中给予“严打”以准确的定位。
第一：“严打”应该具有目的性。如前所述，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抗制犯罪，包括控制犯罪态势、改造已然罪犯、预防各种犯罪等三项而言。“严打”是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其目标应该定位在控制犯罪态势上，依靠“严打”控制犯罪态势必须把握两点。一是惩罚犯罪的及时性，即尽量缩短犯罪实施与刑事司法运行之间的时间间隔，增强刑事司法的权威，提高“严打”的司法效率。二是犯罪惩罚的不可避免性，即尽量破除犯罪人侥幸心理，树立权威的刑事司法，展示“严打”的司法效率。
第二：“严打”应该具有法律性。这主要是指“严打”不是随心所欲的滥打或无原则的狠打，而是在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前提下，适当从重从快。“严打”的法律性是“严打”本身固有的特征，强调“严打”的法律性，就是要把“严打”与“严格执法”统一起来，在坚持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高办案水平，适当从重量刑。
第三：“严打”应该具有综合性。即要把“严打”视为一个由多方参与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严打”前因素、“严打”中因素、“严打”后因素。“严打”前因素主要考虑为刑事司法活动提供周密的法网支持，“严打”中因素主要考虑刑事司法机关的通力合作，“严打”后因素主要考虑巩固“严打”成果。
第四：“严打”应该具有针对性。刑事政策因犯罪而生，故而，刑事政策也要为犯罪而活，即适当调整。这种调整的形态之一就是基本刑事政策 与具体刑事政策的分野。“严打”只是特定阶段对特定领域的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会因各国具体国情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其趋同的可能较小。但就“严打”而言，有一点各国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严打”的对象应局限于严重刑事犯罪。
第五：“严打”应该具有层次性。“严打”作为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应该包括定罪政策、量刑政策、行刑政策三个层次。从定罪方面来看，我国新刑法的罪名数由130个增至413个，可以说，犯罪化是我国新刑法在定罪政策上的主导取向；从量刑方面来看，刑法典赋予了审判人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严打”政策在此体现的最为突出，在量刑中，贯彻“严打”政策关键是把握好“从重处罚”的尺度；从行刑方面来看，“严打”政策的贯彻应该是“严格执法”。
（二）“严打”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立足于当前的社会治安状况，调整刑法打击的重点和力度，以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严打”体现了刑事政策的要求，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刑法的惩治效能要通过法律的实施来实现，而法律的实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受到刑事政策的影响尤甚。“严打”实际上是对特殊形势的特殊反应，是基于客观情况的变化对刑法打击重点和打击 方向的调整，是刑事政策指导刑事法律实施的具体表现。
另一方面，刑事政策如同其他社会政策一样，也要根据不同的社会治安状况制定，并随着犯罪现象的发展而变化。犯罪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按部就班的向前发展，而往往受社会、法律及自然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态势。“严打”正是依据总体犯罪状况的变化，适时开展专项斗争，有针对性的确定打击重点，组织不同规模的集中打击犯罪活动。
二．“严打”产生的条件：
任何一项刑事政策的制定都有其产生的思想和社会基础，都是基于现实的需要。“严打”作为我国的 一项具体刑事政策，当然也不例外，离不开它特定的时代背景。
（一）现实基础-----严峻的治安形势
从我国建国以来的历次“严打”来看，提出的时机无不在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时期。没有犯罪状况的严重性也就没有“严打”产生的现实合理性[1]。在1983年当时是国门初开，经济开始转型，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滋生了一大批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没有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相当大的一不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开拓视野，寻求新的犯罪对策，依靠全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手段预防犯罪，治理罪犯，教育青少年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实践活动。1981年中央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议，对新的犯罪对策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在《会议记要》中明确提出了“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这一新时期的刑事政策。同时对这一政策做了详细的阐述，对于极少数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依法从重从快处罚；对于大量的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既不判罪劳改，也不送去劳教，而是依靠全党依靠全社会力量，加紧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工作，预防犯罪。对于一部分现行刑事犯，依据轻重，区别对待。该劳改的就劳改，该逮捕的就逮捕，该判刑的就判刑。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再次肯定和强调了“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的方针”，同时指出要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是青少年教育，综合治理要发挥各方面的作用，要采取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各种措施和多种方式。应该说，这一时期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我国已经提出了完整的刑事政策，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政策和两极化政策。应该说，“严打”刑事政策的提出并实施，对于维护当时非正常的治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思想基础-----对刑事政策认识的混乱
我国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形势犯罪的方针，与“重重”相近。对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实行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与“轻轻”相近。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与现代刑事政策精神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受到旧的思维定势的惯性影响，加之对现代刑事政策思想掌握的不准，因而，一度出现了对刑事政策理解、执行混乱的状况。由于我们对综合治理方针的理解带有片面性，把大量的工作放在预防犯罪和教育、感化上，没有很好运用专政的威慑力量。该杀的没杀，该逮捕的没有逮捕，该判的没有判或轻判，使犯罪分子气焰更加嚣张，更加肆无忌惮，到处为非作歹，残害人民。“坏人神气，好人受气”人民群众缺乏安全感，批评政法部门“软弱无能，心慈手软”。有的人对阶级斗争心有余悸；有的人认为，既然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就不必再提出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行犯罪；有的人把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说成是搞“惩罚主义”、“报复主义”、“重刑主义”，以上这些思想认识上的混乱，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对刑事犯罪活动打击不力，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的后果。不少地方犯罪分子逞凶肆虐，无所顾忌，许多犯罪团伙横行城镇乡村，无恶不作。为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纠正打击不力的倾向，更好的贯彻和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出台了“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集中统一行动的决策，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可见，对于现代刑事政策理解不全面或不顾国情，照搬照抄国外的刑事政策是不可取的，难以指导实践的，对治理犯罪是不利的。因而，严打决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刑事政策片面理解的错误倾向。
（三）社会基础----旧体制旧观念影响尚未消除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国家本位型的刑事政策，在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博弈过程中，现代刑事政策由于它生长的土壤和条件不完全具备，必定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一是受国家至上观念的冲击，难以形成国家和社会的二元格局。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大政府和小社会，全能政府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国家至上观念仍在起统率作用。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只是国家领导下的发动，并不是市民社会的自发启动。公民缺乏参与热情，只是消极受领任务，事不关己，甚至袖手旁观，任由犯罪者横行。国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社会的被动性消极性相互抵消，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犯罪形势愈加严峻。二是受群众运动惯性冲击，难以形成法制社会的良性机制。虽然我国于1980年至1982年先后制定《刑法》、《刑事诉讼法》，但由于新法刚刚颁布实施，一些司法工作人员还不完全掌握和熟悉，出现了对刑事犯罪打击不力的现象。改革开放对社会治安产生了一些冲击和震荡，刑事犯罪活动突出，甚至出现了不正常状况。三是收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难以形成“预防犯罪，治理犯罪”的稳定格局。虽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阶级矛盾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政法机关仍然习惯于阶级斗争的思维，尽管我们一直在反“左”，但宁左勿右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带有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对他们决不能心慈手软，必须动用专政的手段实行严厉打击。按此逻辑惩办与打击是首位的任务，预防犯罪，治本之策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为了取得治理的犯罪的实效，也可以本末倒置。
（四）价值基础----传统的法律文化
在中国的他法律文化中，“法”始终是权力的附庸，是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可以随意运用的工具，是执行君主专横意志的强暴手段。法并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普遍的秩序，它听命于权力，从来都是统治者的镇压工具，而不是捍卫民众权利的武器。正如严复所说“中国法直刑而已，所以驱迫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得以超乎法之上，可以益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成专制而已”。深刻的指出了中国传统者支配法律的历史传统，由于过分强调统治阶级的意志，忽视人权的保障，缺乏应有的独立价值。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观念与我国当时法律的概念在内涵上并没有实质的区别，无非都是统治者贯彻和实施其统治的工具而已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严打”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几千年的法律文化传统是“一种具有深厚社会文化基础的观念一旦形成，必将极大的作用于历史，即使在最初的条件已经消失，相应的制度已经改变的 情况下，它也可能长久的存留下去，无形之中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
三．“严打”存在的局限性：
面对改革开放后始料未及的严重犯罪问题，我国分别在1983年、1996年以及2001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部署，实行“严打”。加之各项专向斗争、治理整顿和季节性严打，以及各省市所组织的局部性“严打”，可以说“严打”方针浓缩了我国近20年犯罪治理的经验与教训。在历次的“严打”斗争中，官方报道的刑事案件破案率、抓获犯罪人数目、判刑人员数目等统计数据在向我们传达着同一个信息--------经过运动化、战役式“严打”斗争上的洗涤，我们将再次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低犯罪率的清平社会。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随着我国社会总体转型的深入，刑事案件在总体趋势上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而并非只是“反复”和“反弹”[1]那样依然可以乐观的状况。就实际而言，20年的“严打”不仅没有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恢复但五六十年代的最高水平”的既定目标，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同时，“严打”所带来的种种社会不公平使其遭到理论与实务的双重质疑。
（一）“严打”对法制的违反与破坏
我国“严打”概念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将其由“从重从快”演进为“依法从重从快”。“依法”的突出和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摈弃了以往长期人治下的法律虚无主义影响，逐步顺应了建设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即使是这样，“依法从重从快”这一“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对法制的负面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集中体现在“依法”与“从重从快”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刑法哲学追求的三大价值目标是公正、谦抑、人道[2]。与之相适应，我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罪刑相当”的实体法价值原则，上述原则所蕴涵的“刑之法定，罚当其罪是指对犯罪行为量刑的各种情节均由《刑法》加以规定，当轻则轻，当重则重，而不得因刑法规定以外的其他事由对犯罪人加重或减轻处罚。刑法的人道性和谦抑性更是要求“可罚可不罚者，不罚；可判可不判者，不判。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诉讼期限体现着打击犯罪的及时性与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的双重价值。在两种价值之间，过分的夸大任何一个方面都将是非常危险的，而“依法从重从快”却要求司法机关在严打过程中要依法同时又要从重从快，这显然是一个无法两全的逻辑难题。刑法谦抑性和人道主义所阐释的“能不判的就不判、能不杀的就不杀与从重从快所要求的可捕可不捕的，捕；可判可不判的，判。法定诉讼期限要求的当快则快，当慢则慢与严打中一味求快之间的内在矛盾显然无法协调与统一。依法与从重从快之间的矛盾，反映出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的今天，法律至上与法律虚无主义两种价值观念的深层次冲突，法治与人治两种治国策略的痛苦抉择。
（二）严打与严格执法，打击犯罪的混淆
严打就是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但是，作为具有阶段性、运动化、战役性特点的严打，与日常工作中的严格执法，打击犯罪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呢？如果两者都解释为严格依法，打击犯罪，那么作为非正常状态的严打其存在是否还有必要？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如何体现？如果将两者的区别界定为严打期间应该从重从快，非严打期间必须严格执法，这是否又回到了1983年“严打”无视法律“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老路？其结果必将重新导致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这对于我国刚刚起步的司法改革显然是不利的。“严打”内涵的内在逻辑矛盾，象一道选择题，将选择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司法实践部门，其结果不难想象的。司法机关或一味强调打击犯罪的效果和诉讼效率，无视法律的“从重从快”，忽视对无辜者人权的保障，导致案件质量下降，冤假错案增多；或是理解为“严打”期间要严格“依法”，非“严打”期间就可以放松执法，导致养虎为患。2001年9月3日，雅虎新闻网转发了这个新闻社的一则消息，题目是《“严打”三个月破案率100%，到底是功绩还是失职》。这篇报道说，“据报载，某市公安局在最近3个月内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 228起，打掉公安挂牌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4个、黑恶犯罪集团21个、抓捕逃犯41名，重大案件破获率100%。《这个青年报》刊登读者来信质问：到底是功绩还是失职？黑社会性质的反组集团和黑恶势力并非一天形成，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为什么我们的公安部门不能将其控制、消灭于萌芽状态？难道该市的这些犯罪集团都是在严打这一两个月内形成的？